整体困顿 局部开花

    2007年又是文学发展相对平稳的一年。这平稳由一喜一忧构成。长篇之忧在于，自从2005年“长篇热”以来，数量持续上升，而佳作逐年见稀。不但一些“名家力作”名不副实，让人希望陆续落空，而且，随着“名家阵容”的日见整齐，当代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和前景问题，也越来越不容乐观；忧中见喜的是，虽然整体平平，但少数重要作品仍具有相当的价值——这价值有的来自作品本身的质量，有的得自其创作走向连通了当下创作潮流和文学史的重要脉络，而蕴含的问题又是触及了时代写作难度的“真问题”。中短篇中，让人忧的也是本该挑梁承重的名家精品数量太少，或许名家们都把精力投向长篇写作了。所喜的是，新锐发展势头颇旺，尤其是一批具现代形态的成熟之作较成规模的出现，显示了新一代作家们将现代技巧与自身经验融于一体的能力，让虚浮多年的“形式探索”终有落地生根之感，令人格外惊喜。

    长篇力作稀而价值重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创作持续高温，目前年产量已是数以千计。而2005年开始的这一轮“长篇热”，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名家之作”云集——每年有10—20部“名家力作”被“隆重推出”，尤其年初时节，龙争虎斗，声势浩大。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图书市场的操作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有文学内部的动因。当代文学“新时期”以来各时段涌现出的著名作家，从“知青作家”到“先锋作家”，大都已过或已届天命之年，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黄金期”也是“封顶期”。按照中国惯有的文学观念，大多数作家愿意以长篇创作来标识自己的文学成就。从这一角度看，近年来的“长篇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成就总结。然而，当我们以文学史的目光来打量这些作品时，每每多有遗憾。有的号称多少年磨一剑的作品，明显带有粗糙痕迹；有的有做“时代大书”的企图，却显露衰微之相。这一波“当代作家集中展现实力”的“长篇热”中，究竟有多少作品能够跨越“年度”，进入更长的文学史序列，恐怕不能乐观。

    本年度，值得关注的长篇主要有：阿来《空山2》（《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轻雷》（《收获》第5期）、池莉《所以》（《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炜《刺猬歌》（《当代》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李佩甫《等等灵魂》（《十月•长篇小说》第1期，花城出版社）、盛可以《道德颂》（《收获》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刁斗《代号：SBS》（《花城》第1期，花城出版社）、王安忆《启蒙时代》（《收获》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格非《山河入梦》（《作家杂志》长篇春季号，作家出版社）、朱辉《天知道》（《钟山》第2期）、李锐/蒋韵《人间》（《收获》长篇春夏卷，重庆出版集团）、孙慧芬《吉宽的马车》（《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2期，作家出版社》、张者《桃花》（《花城》第3期，长江文艺出版社）、董立勃《白麦》（《当代》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韩东《英特迈往》（《花城》第5期）、贾平凹《高兴》（《当代》第5期，作家出版社），林白《致一九七五》（《西部•华人文学》第10期，江苏文艺出版社）、麦家《风声》（《人民文学》第10期，海南出版公司），等等。

    其中，阿来的《空山2》和《轻雷》属“《空山》系列”中的三、四、五卷，在前两卷的高水准上继续推进，称得上是本年度长篇小说艺术水准最高的作品。贾平凹的《高兴》将“乡土文学”的创作引入到“底层写作”的潮流中，无论取得的成绩还是显示的“症候”都值得纳入文学史的脉络讨论。此外，李锐/蒋韵的《人间》、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刁斗的《代号：SBS》，或保持名家水准、或在原有创作轨迹上有重要推进，或在立意及形式上有实验创新，值得推荐。

 
    阿来《空山》：艺术水准年度最高

    自从2004年发表《随风飘散》（《收获》第5期）起，阿来开启了其构建“《空山》系列”的宏大进程。继2005年的《天火》（《当代》第3期）之后，本年度推出的卷三《达瑟与达戈》、卷四《荒芜》和卷五《轻雷》使原计划中的三部六卷中的“六枚花瓣”已绽放了五枚，大体样貌基本可窥。

    “《空山》系列”无疑是极具野心的作品，阿来意图构建一部西藏社会的现代史诗——当政权交迭“尘埃落定”后，古老的藏族社会如何在外来文明的入侵和席卷下发生现代转型，其中，“原始的”、“自成一统”的藏族信仰传统和以“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冲突是作品处理的核心问题。目前陆续发表的五卷虽彼此之间没有紧密的故事联系，但有着相应的历史顺序，《天火》已写到“文革”，《达瑟与达戈》则是“文革”期间的故事，《荒芜》写到“三年自然灾害”，《轻雷》则进入了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转型时期。小说以“机村”为落脚点，正面书写各种 “革命”（物质的、精神的）发生的过程。与之相应，写法上也从以前的“寓言风格”转向“寓言”、写实并用，并且，写实风格明显加强（从迄今发表的《空山》第一部、第二部来看，组成每部的两个故事分别有不同的倾向，卷一《随风飘散》、卷三《达瑟与达戈》倾向于寓言式的书写，卷二《天火》和《卷四》《荒芜》倾向于写实。最新发表的第五卷《轻雷》则是一部颇为写实的作品，可以说是阿来作品中写实风格最强的）。

    如此，在《空山》的写作中，诗人出身的阿来要面对两项基本能力的挑战：艺术上的写实功力和思想上的驾驭能力。

    在写实功力方面，阿来给出的答卷漂亮得甚至超出人们的预期。特别是《轻雷》中主人公拉加泽里形象的成功塑造，完全可以作为“典型人物”纳入到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成长人物”（如《红与黑》中的于连）的序列中，也可以视为“新时期”继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之后，又一代“农村新人”的代表——这样坚实有力的人物形象没有出现在贾平凹的《高兴》里，却出于一向文风飘逸的阿来之手，不能不使人惊讶，也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思想驾驭能力方面，阿来的表现也没有让人失望——并不是说并非以思想见长的阿来在这方面也有惊人进展——而是面对复杂的文明冲突和社会转型，阿来聪明而自然地选择坚持传统的文化信仰。在他的笔下，“世道”再乱，天神的法则不会变；疯狂的是人，神永远保持清醒。在对藏族文化的理解上，阿来其实有着“本质化”的倾向：原来藏族社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朴素的、自足的、神性的，现代文明的一切都是疯狂的、物欲的、具有侵犯性、毁坏性的，尤其是对“革命”缺乏更全面、深入的现代性反思，这里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在“告别革命”的普遍语境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但阿来是幸运的——信仰的神性使他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超离现实语境的限制和主流观念的保守性，同样幸运的是，佛教的包容、宽广和温和，使他面对外来文明的入侵，哪怕是毁坏，都以平静的心态接受，在叹息中悲悯，而不是简单地陷入悲愤。所以，阿来小说里的世界虽是复杂混乱的，但他的小说世界却是笃定明晰的；观念可能是固定化的，但“世界观”却可能是相对宽广的。或者说，阿来未必能驾驭这个乱象纷呈的世界，但他的神帮他驾驭了。

    当然，如果以“经典”的标准来要求，《空山》还是有上升空间的。首先在思想深度上，虽然有“神”的福佑，但小说毕竟处理的是具有现代性和当下性的命题，笃定的背后是单纯还是洞悉，小说的境界和气象是不同的。其次，对于寓言和写实两种写作方式，阿来虽然表现出全面的才能，但尚未能更有机地将两者结合起来，从而使整部作品的艺术风格更圆融统一，更具创新性和独特性。另外，一些细部处理，似还可以进行更精细的打磨。其实，象《空山》这样一部具有如此丰富含量的作品，放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值得作家毕一生之功来成就，没必要太快速出笼。

    在创作长篇的同时，阿来还写了一些围绕机村的小故事，如《瘸子，或天神的法则》、《自愿被拐卖的卓玛》、《脱粒机》（《人民文学》第2期）、《马车夫•喇叭》（《上海文学》第3期），等等。这些分属“机村人物素描”系列和“机村事物笔记”系列的故事，都收入名为《格拉长大》（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8月版）的小说集中。这些故事大都具有言简意赅的风格，如碎钻镶嵌在整部《空山》“花瓣式”的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