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义工”黄礼孩

    “在一个惟‘物’是从的时代，黄礼孩及其《诗歌与人》的存在，就像是一个神话。这本‘民间第一诗刊’的坚持和纯粹，一直在提醒我们，诗歌作为人类心灵的盟友，即便只有很少的人在关注，她也不会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说起广东诗人黄礼孩以及由他独立创办的诗歌民刊《诗歌与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如此盛赞。

    日前，黄礼孩在广州举办了第四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的颁奖典礼，从评奖、节目策划、晚会安排，到获奖诗人专号推出、奖项资金筹集，都是他独自在张罗。在此前的十年中，他已经以一己之力推出了21本诗歌专题，举办过三届诗人奖的颁奖，并为此投入了80多万的个人资产。也有人曾对他的举动表示怀疑，毕竟，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诗歌的时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人感受到的是他那不带个人目的性的，对诗歌纯粹的热爱，他们从他的身上重新认识到了诗歌的精神力量，于是把他称为“诗歌义工”、“诗歌雷锋”。

    诗人于坚就这样说:“在越来越多的公开刊物变得平庸化，变得不专业时，在许多民刊仅仅成为一些人的小圈子时，《诗歌与人》却还保持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传统的、理想主义的编辑方式，以选好诗为唯一标准。黄礼孩一直在默默为中国诗歌做事，做比较实在的事情。今天的中国文学需要这样健康的存在。”

    《诗歌与人》创办十年，黄礼孩这个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诗人，也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十年奉献给了他热爱的诗歌事业。1999年，他租下一间房间，在里面堆起诗集和电脑，创办《诗歌与人》。今天，十年的经营和坚持使他成为广州诗歌的一个标志。“到了广州，就见见黄礼孩吧。”来这里的诗人都这样说。

    “他不仅写作、办刊，更重要的是，他能持续写作和办刊，且一直保持一个高度。尤其是他对当下一些重要诗人和重要诗歌思潮的跟踪，为留存一份诗歌档案、表达一种诗歌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谢有顺这样评价黄礼孩的多年经营。

    2000年，黄礼孩推出《诗歌与人》首期专题《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展》，收录的作品迅速被各种诗歌刊物转载，高品质的装帧也打破了人们对民刊的既有印象。随后该刊推出的“中间代”、“完整性写作”等概念也引起广泛讨论。“诗歌界总有一些被疏漏的地方，我想用发现的眼光，去寻找那些被遮蔽的诗人群体。”黄礼孩这样解释自己一以贯之的专题理念。

    去年汶川地震后，《诗歌与人》第一时间推出了《5•12汶川地震诗歌写作反思与研究》，黄礼孩还组织专业演员在广州广场举行诗歌朗诵活动，为地震募捐……2009年，第21期《新诗90年序跋选集》付梓，目录一在黄礼孩的博客上贴出来，就有朋友打电话来称赞其史料价值。此前，还没有人为中国新诗做过如此完备的序跋资料的整合。而这本新诗90年和《诗歌与人》十年的献礼之作，花了他整整两年筹划准备的时间。

    这些专题的推出和活动的举办，伴随着的是《诗歌与人》在民间和主流诗坛声望的提高，这本刊物逐渐有了“民间第一诗刊”的称号。

    除了与诗人江涛合作的关于女性诗歌的几期专题之外，《诗歌与人》的工作可说是由黄礼孩一手包办的:选题设想，组稿，校对，联系印刷，邮寄。于是有传闻说黄礼孩是个“大老板”，因为支撑起这22本诗歌专题的，是他投入的80多万元。但这些收入，都是他这些年来为几百台晚会写串词，为报纸写专栏得来的。一直以来，他都是“以文养文”。“这样钱会来得容易些。”但这钱也去得“容易”，出一本专题至少2、3万，把杂志一本本寄出去，邮寄费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生活中的他，穿最普通的衣服，用旧的手机，笑容有些憨厚，在一群人讨论的时候总是安静倾听。

    十年来，黄礼孩几乎把大部分收入都投到《诗歌与人》中。包括后来设立的诗歌奖的奖金，也是他自掏腰包。这个只有他一个评委的诗歌奖，坚持着“黄礼孩式”的标准:诗歌要与人品一致。第一次颁奖，他就将继佩索阿之后，被译介最多的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介绍给中国读者。在《诗歌与人》推出安德拉德专号之前，国内还没有人全面介绍过这位葡萄牙当代最重要的诗人。

    黄礼孩很在意自己的诗人身份。“我首先是个诗人，然后才是个编辑。”2005年，他的作品和余光中、北岛、海子的作品一起入选《大学语文》教材。读者评价他的诗歌有一种宗教气质，对日常的关注带着明亮温暖品质，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予人安慰。

    黄礼孩非常忙碌，吃一顿饭，摆在面前的3个手机铃声没有停过。他要策划《诗歌与人》的专题，要与澳门诗人姚风编辑诗歌刊物《中西诗歌》，在一些地方报纸开办诗歌评点的专栏……在这个对诗歌充满误解和嘲讽的时代，在广州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大城市，这样的黄礼孩让人看来有些“头脑发热，脑子进水”。“我是个内心有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人。虽然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但《诗歌与人》传达的是我个人对世界的一种真情、想象。十年过去，看着厚厚的一堆书，我会觉得心安理得。”他这样说。（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