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写作者，安静地活着，愿意写就写一点，这其实就是他与文学最正确最常态的方式□对于写字的人来说，文字的风格、语感、节奏、力度，包括他感觉世界的方式，才是最该看重的

　　□作为知识者，尤其是写作者，诗人与作家一定要使用他自己世界观的语言呈现方式来回答他的时代中的全部困惑

　　□2008年，20年没写诗的徐敬亚开始写诗了，王小妮在诗歌、散文、小说各方面都有小计划

　　不久前，徐敬亚和王小妮来沈阳和锦州参加诗歌研讨会、文学高峰论坛等活动。这对被称为“中国诗坛第一家”和“诗歌神仙伴侣”的诗人夫妻，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不可不记载的两个名字。活动期间的一晚，两人一起在渤海大学举办诗歌讲座，南京师范大学博士何平与他们同坐在讲台上，面对台下那些21世纪的大学生，何平打了一个诙谐的比喻：“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如果我见到徐敬亚和王小妮，会像现在的你们见到周杰伦一样激动。”

　　是的，徐敬亚和王小妮是影响了一代青年诗歌理想的两个名字，这样的评价并不夸张。

    他们一位是诗评家，一位是诗人，既是有独立感觉方式的个体，又是在诗学理念上拥有一致观点的共体。在沈阳和锦州的几次活动中，记者站在或远或近的距离感受着他们，几乎随时可以嗅到诗的味道，如果说诗是普通人遥望的远处，那么，在徐敬亚和王小妮身上，诗就近在生活之中。

    6月18日，徐敬亚接受了本报的专访，谈着诗歌以及他与王小妮。

    只有渗杂了真实生存苦难的诗才有飞的活力

    记者：你们到南方后，经历了怎样一段道路，现在又在做着哪些与文学相关的事情？

    徐敬亚：我们可能是东北地区最早一批去深圳的人。23年前我一个人乘火车去深圳。没有朋友，只有王小妮一人送行。多年后她回忆：“1985年开始的第3天，我们两个人一起踩着雪，追上一辆有轨电车。我们气喘吁吁。在火车站超过所有拿沉重行李的人、哭涕告别的人。我们几乎两手空空。两个人之间没说话。离开的念头，比冰块和石头都坚定。我要送他走。他把手套递给我，他好像说，今后再也不用手套这东西了……没有一个妻子是这样送丈夫的。她一分钟也不想停顿，要送他到几千里之外……这妻子只是认定了，她要送他立刻上火车，立刻一直向南……我确信他上了向南的火车，再三看定了挂在车厢上的铁牌。我没停留一分钟，没向他告别。从暗处走向明亮的出站口，再也没回头。我怕的只是火车不马上把他带走，我盼望听见火车叫……他在那个冬天穿一件浅色的棉外套，有帽子的。我希望永远不再看见拖在他脑后的那只浅色帽子……”到达深圳的第二天就拿到了《深圳青年报》记者证……从1993年后，王小妮离开深圳电影制片厂，居家写作……2004年我们同时受聘于海南大学。1993-2004年，可能是王小妮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期。这10多年中，她写了约800万字，出版诗歌、散文、小说各类体裁20多部专著。对于我，深圳是个生存之地，我学会了炒股票，然后学会了亏钱，再然后学会了上班，再然后学会了房地产策划。最后回到大学，感觉从出口又回到了入口。

    记者：如果让您以洗练的诗性的语言来回溯你们这些年来的生活、经历以及在诗歌方面收获的成果，您会如何回答？

    徐敬亚：诗和文学，属于一个人的灵魂，更属于一个人的身体。如果肉身不能存活，灵魂与文学就同时溜走。而只有渗杂了真实生存苦难的诗，才有飞的活力。悄悄地活着，其实也是文学的一种暗藏的方式。不写字的人，脑袋也没有一秒不是运动着的。

    记者：无论是写诗还是研究诗歌，都是非常寂寞和边缘化的，您如何描述以及评价你们对诗歌以及内心信念的坚守？

    徐敬亚：30年前，诗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热点。上世纪90年代后，日常生活各归其位，诗人们的确经历了一次重新回归的过程。然而不论热点还是边缘，真正的写作者都甘于寂寞。写作人不同于明星之处在于，他往往只把自己限定在某一领域内，他不想进入公众生活。同样，公众也没有必要知道他无聊的生存细节。而明星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则必须出卖自己的全部。也就是说你在哪个领域内出了名，你对那个领域必须承担责任。深圳不是文学的热场，因此我们这些年在那里活得很安宁。与全国的诗歌文学圈子也很少交往。那些年，那个城市供给了我们充足的蔬菜与空气，还提供了落脚的房屋与平地。就是这样，不错。没有坚守不坚守。不过没越界地活着而已———一个写作者，安静地活着，愿意写就写一点，这其实就是他与文学最正确最常态的方式。这些年从国外回来的作家不少，他们多数的文学观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责任感与使命感都残存着，一谈话才知道我们已经改变了很多。而国内年龄小的朋友相当多的人还处于与生活的搏斗中。

    以相对独立的写作姿态排列出一点不愧的汉字

    记者：从表象上来看，您有点火的气质，很激情，而王小妮则有水的气质，很安静。看似相背的个性，但是，却又非常的默契，甚至可以体会出你们彼此之间存在的源自心灵的沟通，你们在诗歌上的关系以及你们面对诗歌时的异同之处是什么？

    徐敬亚：诗人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群落。他把摆弄灵魂与研究精神当作自己的不拿钱职业，一定与世俗的现实世界产生内在冲突。一个人总是琢磨自己的脑袋，或者总想从脑袋里面抽出东西来，很可怕。因此诗人的自杀在过去年代里比例很大。俄罗斯诗人自杀的很多。中国近20年来自杀诗人的名字也有一长串：顾城、海子、戈麦、昌耀、徐迟、余地、余虹……由两个诗人组成家庭，可能更加可怕。幸亏我与王小妮神经比较正常。两个人的私交非常好。情感的经历也很完美，没有一丝的恶劣记忆。同时，我们两个人的朋友范围与人际资源几乎重合。两个人的性格、情趣、演变……几十年来一直同步，这种“同步”非常重要。以上是家庭关系层面。另一方面，从年轻时在大学办诗社起，我们两个人在文学观念上、诗学理念上，包括人文、哲学、美学和道德各方面的观点也一直保持着一定的一致。对于一个写作者，在家庭里保持性格并不太重要。在融洽的关系中夫妻双方的性格差异可能恰恰产生美感。困难的是，在写作上的各自独立。对于写字的人来说，一个人文字的风格、语感、节奏、力度，包括他感觉世界的方式，这才是最该看重的。在这一点上，我与王小妮一直各走各的路，各写各的字。只要拿出来我们俩的文字，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谁写的。这说明我们各自保留着每个人特殊的感觉方式和语言方式。我说过，我们可能像一个双面的金银盾牌吧。关系好，好到不正常，好到没有普遍意义。不多说了。

    记者：您和王老师的文学舞台在大学里、在杂志里，以及在你们的内心里，您怎样看待这种自由的文学生存状态，又怎样看待这种状态带来的空间和困顿？

    徐敬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组织结构之外，一个知识分子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写作姿态，也就是说他的写作范畴似乎是自由的。但他的内心与良知却不能逃避上述领域的引力与拷问。作为知识者，尤其是写作者，诗人与作家一定要回答他的时代中的全部困惑，不过他发出的不是声明，也不是经济大鳄的运作，而是使用文字，即他自己世界观的语言呈现方式。当今世界争斗不断，灾害频仍，不公正与不如意俯拾皆是……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排列出一点不愧的汉字，没有更大的本事。

　　诗坛在重新形成新的秩序

    记者：您如何评价当今诗坛的现状？

    徐敬亚：网络诗歌的出现，使所谓诗坛正在重新形成新的秩序。诗的总体数量在增加，而诗的总体质量在下降。这暴露了一个民族审美能力的下降。相当多的诗是口号，是叙述，是表态。在诗歌美学的意义，这是对于诗歌的稀释与借用。

    记者：现在，你们在做什么，思考什么？

    徐敬亚：很简单，首先如约完成大学里的授课任务，其次随便写一些字。王小妮在诗歌、散文、小说各方面都有一些自己的小计划。一年一年慢慢做。最近她在写两本题目分别为《害怕》和《月光》的诗集。还有一个关于《人是应该生活在乡村的》长篇随笔正在写。而我更混乱一些，或者说更灵活些。我在《特区文学》主持了4年的固定栏目“批评家联席阅读”，每两个月要占用3-5天时间。我在《星星》上开辟的“徐敬亚笔记”专栏每个月要花费几天时间。除此之外，我最近在写一批好玩的评论，有点像杂文，有点像随笔，无拘无束。最终，我希望在一生结束前能写出一本自己的诗学专著。题目大致类似《生命诗学》的东西。可能厚，可能薄，可能只有几万字一小本，甚至几千字都不要紧。只是希望能把一个人想了一辈子的诗，用诗学的方式记下来。对了，我最近写诗啦。从1988年之后，整整20年没写。最近试了一下，自己替自己很高兴，写得不太坏。这说明这么多年，功夫没太废，说明我20年没怎么白活。

　　结语

    在沈阳参加诗歌研讨会时，徐敬亚说，近些年，他的诗歌观念有了一些改变，现在，他甚至可以在情感上接纳一切自称为诗的诗，但是，他同时认为“好诗”依然是高高在上—— 好诗是稀有的、高贵的，不可多得的。也许，这便是在接受和坚守之间寻找到的一种平衡。从徐敬亚和王小妮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生活与艺术的高度松弛。正是这种松弛带来了平衡。他们彼此之间是平衡的，他们对待生活和诗的态度也是平衡的。因此，他们在安静与激情之间也获得了平衡，正如徐敬亚所说：一个写作者，安静地活着，愿意写就写一点，这其实就是他与文学最正确、最常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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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敬亚 诗评家。现任教于海南大学。著有诗歌评论《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及散文随笔集《不原谅历史》等。曾主持 “中国现代诗大展”，并主编《中国现代诗大观》。

    王小妮 诗人。现任教于海南大学。著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等诗集，《手执一枝黄花》等散文随笔集以及小说集《方圆四十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