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廉 (高剑平图)

    叶维廉，这位半个世纪前就和余光中齐名的台湾著名诗人，在1960年代离开台湾赴美求学之后，叶维廉这个名字似乎慢慢地远离华语诗坛，更多和中西比较文学学术研究联系在一起。但无论是在给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一个小型演讲中，还是私下和记者聊天的时候，叶维廉始终在提醒记者，“我本质上还是个诗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诗歌！诗是我人生第一个坐标。”

　　1978年台湾地区评选的十大诗人中，叶维廉就与余光中、洛夫齐名，而彼时，叶维廉在比较诗学领域的研究备受西方学术界关注。叶维廉的诗糅合了中国古典诗句和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在那里你无法读到余光中式的警句；他的《比较诗学》和《中国诗学》几乎成了比较诗学必修读物，但中西贯通、庞杂的内容注定它们只能在小圈子内流传。

　　聊起30年前的那次评选，叶维廉只是淡淡地说了句，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自己甚至也无法一下子把十个诗人的名字叫出来。但对于当年能入围，从叶维廉的言辞之间看出他的一丝得意，“郑愁予得知入选很生气，羊令野进入十大被高估了，林亨泰更有资格入选……”当年的十大诗人，许多人现在还是叶维廉的老朋友，“洛夫他们还是经常交往的老朋友，但和余光中交往不多。”2005年，台湾地区再次评选了十大诗人，此时十大中已经没有了叶维廉的名字。个中原因也许是，在这几十年中，华语世界更多把他当作一位重要理论家看待而不是诗人了。但在叶维廉自己那里，诗时刻在身边。在复旦的讲座中，叶维廉不时从包中拿出自己新出的诗集得意地吟上一首。

    这些情感让我们很容易接上鲁迅，所以我们的诗必须这么写没有其他选择。我们的诗充满颓然、绝望、乡愁、恐惧……”

　　叶维廉首先是位诗人，而诗的生命是从香港开始，“但诗的内蕴来自更早的战争之血和错位之痛。”叶维廉在1937年的炮火中呱呱坠地，在广东中山的小渔村无尽的饥饿中长大，“从我有知觉开始，我看到的就是死亡和饥饿。”内战时期，叶维廉家迁往香港，“从乡村到城市，我也在一夜之间从童年走向成熟。”对于香港，叶维廉用“流放”这个词形容自己当时对这座繁华城市的感觉，“我们不敢认知尚未认知的城市,不敢计算我们将要来的那一个分站……”叶维廉后来写道，而那时叶维廉还只是一个早熟的12岁孩子。

　　叶维廉说，在香港成长的几年伴随着无尽的身份焦虑，在焦虑中他找到了诗歌。那个时候，“我是毫无准备地被放逐到现代型的城市中的”，精神、语言错位的危机又时刻伴随。“没有表情的脸，猜疑的眼睛，漠不关心，社交的孤立断裂，彻底的冷淡无情。”叶维廉说，自己成为诗人就与这段在香港的成长经历有关，“我被逐向生存意义的求索而萌芽为诗人。”

　　“诗人、画家王无邪是领我进入诗歌的‘维吉尔’，诗人昆南邀我合办了三期便夭折的诗刊《诗朵》。”在大量阅读的诗歌中，叶维廉投入时间最多的是五四以来1930、1940十年代诗人，特别是冯至、卞之琳、王辛笛、穆旦他们。在谈到五四诗歌时，叶维廉总带着一丝的惋惜，“五四的路是对的，但没有坚持下来。”“卞之琳对白话诗歌的很多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他后来改变了方向。”在叶维廉看来，1940年代之后，白话文的艺术性是停滞甚至退化的，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在香港时候的诗歌创作，叶维廉用了“滥情”这个词自嘲那个时候的创作，“我之所以能够很快就越过去而开始凝练，就是从他们提供的作品和语言艺术的讨论（他们的和别人的）所激发。”

　　1955年，叶维廉来到台湾求学，和其他台湾知识分子一样，当时的年轻人在铁幕落下之后感到一种被故土抛离之感，“我们都感觉一生都可能过不去了，事实上也确实在40年后我才再次来到大陆，许多人都没能等到，而这给我很大的焦虑。”

　　家国、忧愁、郁结、游离、彷徨……“这些情感让我们很容易接上鲁迅，所以我们的诗必须这么写没有其他选择。我们的诗充满颓然、绝望、乡愁、恐惧……永绝家园的废然绝望确是当时的伤痛，但我们不能说，所以还得追寻复杂的表达方式。”叶维廉说。正是如此，叶维廉找到了西方诗歌创作中的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给了我思想的源泉，用复杂的象征语言表达诗句，我们把这种方法叫‘创造性的晦涩’。”但荒诞的是，雷震写的《反攻无望论》带给他十年的身入囹圄,“1957年前后台湾现代诗中所发散出来比此更深的绝望感则安然过关。”谈到自己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叶维廉有点得意，“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来源于工业革命、现代性，我们这里只是借用了那种语言而已，而当台湾达到工业化的时候，那些诗人开始玩我们老早就用过的现代主义。”也是在这个时期，叶维廉翻译了给自己带来很大名声的《荒原》，“当时翻译的时候，没有接触过其他人的本子，要说我的翻译有什么特色，可能就是更有节奏感，也更加简洁吧。”

　　听叶维廉的故事，常常沉迷于1960年代之前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而在诗坛取得名气远赴美国求学，潜心于学术理论之后，又会为其平淡的人生轨迹而不知所措。当1980年代初，叶维廉首次回到大陆做演讲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是位理论家，然后是诗人，似乎我的身份已经发生了转变。”“我在理论上有什么特别之处，仅仅是因为我还是个不差的诗人。”

　　1955年还是台大外文系学生的时候，两个意外的发现，“种下了我狂热写诗之外另辟途径成为学者的种子。”“其一，我发现几乎所有欧美翻译的中国古典诗都歪曲了我们本源的美学向度……我那时已经知道通过中国诗翻译问题的讨论，可以触及中西美学间主要的差距。其二，我发现印欧语系翻译中国诗时，往往把文言句硬硬套入它们定词性、定物位、定动向、属于分析性的指义元素的表意方式里而把原是超脱这些元素的灵活语法所提供的未经思想、未经抽象逻辑概念化前的原真世界大大地歪曲了。”
　　这些对于中西诗歌翻译的思考后来写入了叶维廉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的硕士论文中，开启了中西诗歌比较的深层探索。但叶维廉自嘲说，自己最终能走上学术之路，还是拜香港瞧不起台湾学历所赐。1961年取得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历之后，回到香港的叶维廉发现自己的学历在香港是被歧视的，“当时从英属的香港大学毕业的学士，一个月能拿港币1600块钱。像我从台湾英语研究所取得硕士，却只拿到他们学士一半的工资。他们的教书质量大都比不上我。这让我感到很愤愤不平。”在香港的中学工作2年后，叶维廉出走爱荷华大学留学。谈到后来又转学到普林斯顿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叶维廉说这里有运气成分，普大比较文学系的主任ClaudioGuillen在看到了叶维廉的硕士论文《艾略特诗的方法论》那章《静止的中国花瓶》之后，邀请叶维廉到普大学习。“对方兴奋地希望我尽快去，奖学金没有问题，连表格都不需要填。”毕业后，叶维廉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至今。

　　刚到美国的叶维廉一开始就几乎把美国的所有汉学家都得罪了，“因为我对西方翻译中国古诗的方法提出了质疑，我认为他们的翻译方法都错了，不能用英语的语法结构套用中国古诗。但那些老一辈的学者说，怎么能用那么破的英语翻译呢？”“当时也是有担心的，因为将来还得要在这圈子里混饭吃的啊！后来一位‘垮掉的一代’诗人特地对我说，‘我们创作的诗歌和你翻译的理念是相似的，真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叶维廉说，后来美国学界之所以接受了他的理论，是因为“他们的语言中本来就有这些变化的因素啊，比如庞德就做了许多尝试。”

　　叶维廉在南加州的生活其实是有些寂寞的，来往比较多的朋友也许是同样在南加州的白先勇，“他的《牡丹亭》上演的时候邀请我去，其实我不感兴趣，但碍于情面才硬着头皮去的。”叶维廉揶揄了下老友。

　　诗选

　　《赋格（Fugue）》其一

 

　　北风，我还能忍受这一年吗
　　冷街上、墙上，烦忧摇窗而至
　　带来边城的故事;呵气无常的大地
　　草木的耐性，山岩的沉默，投下了
　　胡马的长嘶，烽火扰乱了
　　凌驾知识的事物，雪的洁白
　　教堂与皇宫的宏丽，神祗的丑事
　　穿梭于时代之间，歌曰：
　　月将升
　　日将没
　　快，快，不要在阳光下散步，你忘记了
　　龙的神谕吗？只怕再从西轩的
　　梧桐落下这些高耸的建筑之中，昨日
　　我在河畔，在激激水声
　　冥冥蒲苇之旁似乎还遇见
　　群鸦喙衔一个漂浮的生命：
　　往哪儿去了？
　　北风带著狗吠弯过陋巷
　　诗人都已死去，狐仙再现独眼的人还在吗？
　　北风狂号着，冷街上，尘埃中我依稀
　　认出这是驰向故国的公车
　　几筵和温酒以高傲的姿态
　　邀我仰观群星：花的杂感
　　与神话的企图———
　　我们且看风景去

　　《人生》

　　秋深了
　　树
　　形销骨立
　　一叶一叶的
　　病历
　　如舍不得丢弃的记忆
　　堆滞在角落
　　积尘
　　褪色
　　高爽的蓝空里
　　只见一只黑鸟
　　一闪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