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北京真是生机勃勃，一场虎头蛇尾的春雨过后，该发芽的就都兴冲冲地发芽了。还有比植物更冲动、更热闹的，那就是首都的当代艺术市场。雨后的某一天我大老远跑798去看老哥们王艾的处女个展，但见在798迷宫一样的泥泞和城乡接合部特有的中国式工地喧嚣中，这片异常“坎普”的地带居然在一天之内同时举办着大大小小上百个画展，每一条路牌混乱的巷道中都会有一堆艺术家像初春的荠菜一样激动地从灰突突的墙缝中探出头来，展示出中国当代艺术的活力。

　　这几年来，火爆得不可理喻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除了把为数众多的艺术家们带入了小康生活之外，还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了很多原本属于其他领域的风云人物跑到艺术圈里去玩跨界游戏。王艾本来是一个响当当的诗人，“转型”成为艺术家之后，凭借诗人对文字的敏感、携带以往在诗歌中压缩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形式创造力，自成“写画”一路，销路与口碑均大有斩获。

　　要说从以往那个“诗歌江湖”里走出来的人，一个个还都颇重江湖情义。在王艾的“写画”展里有一个特殊的单元，就是把一干相知相识多年的诗歌老友请来做了一场名为“春雷”的朗诵会。

　　诗人投身去做绘画、摄影、影视、音乐、策展几乎已经成了这些年来的一个趋势，一开始，每每我听到熟悉的诗人名字前面配上了“艺术家兼诗人”、“策展人兼诗人”这样的称谓的时候还小有不爽，总爱把“兼”字蓄意误听为“奸”，戚戚然生出时运不济的诗歌被其他艺术门类“强奸”的凄凉感怀。现在想来，其实这个趋势的意义是极为正面的。

　　一方面，中国的艺术、影像领域素来缺少想象力充沛、人文修为深厚的“人力资源”，诗人的进入将是一个有益的弥补；另一方面，诗歌这种“便携式”艺术属于一个几乎“无门槛”的文化场域，在特殊的文化情境下，容易形成人头攒动、事端横生、蜗牛角上争说法的江湖，诗人们的转型可以减少江湖内部一些鸡毛蒜皮事件的吸引力，让诗人们去忙乎另外一些更有场域逻辑和游戏规则的事情，在一定时候，诗人们的转型还可以和其他的因素结合起来，促成“江湖”形态的解体，让诗歌的社会学状貌回到一个该干嘛干嘛的常态。

　　其实诗人的“转型”在“诗歌江湖”最辉煌的上个世纪80年代过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过。比较有趣的是，考察一下80年代以后不同阶段诗人转型的身份去向，会发现一些很好玩的线索：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大批诗人转型做了民营出版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诗人投入媒体领域的人数剧增；而这几年来，“转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进大学教书或者转入艺术领域。这几个阶段恰恰分别对应了民营出版业的兴盛、投资媒体的热潮、高校学科建制扩张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抬头。如此看来，诗歌圈简直是中国当代各个不同时期热门文化领域的“黄埔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