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戏前，尹丽川跑到庙里，为演员们求取幸运红绳；拍戏时，“她又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唐诗，说要拍好戏，就要读唐诗。平常她和大伙笑嘻嘻的，关键时，表达意见很清晰，很果断。”李佳回忆。

　　银幕上。晚饭后，小君想去洗碗，父亲围起了围裙，“还是我来洗吧，你洗得不干净。”

　　小君面无表情地倚在门框上，背对父亲说：“爸，你从来就不相信我，连洗碗都是这样。”

　　水哗哗地从水管中流出，打在水池上。父亲沉默着，仔细擦洗。

　　“你总是担心我不会有个幸福成功的人生。可是你就有么？辛辛苦苦教了一辈子的书，退休了，一个学生都没来看过你。你都没有一个幸福成功的人生，凭什么希望我有呢？”

　　父亲埋头干活，好大一会儿，他才轻声说：“你都说了些什么啊？”

　　“我们的父辈，因为太多的时代限制，很多理想实现不了。所以，他会把实现不了的理想放在下一代身上。” 尹丽川说。

　　“我父亲曾在贵州大学教书。他坚信文化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为了我和哥哥能在北京读大学，我们一家搬到北京。”

　　5岁时，她感到自卑，“入学太早，个儿又矮。”

　　“我10岁就写诗，那些诗，挺汪国真的。”

　　13岁有了初吻。

　　“14岁时，和男生看电影，被老师发现，我成了考不上好学校的典型。”

　　发誓要让老师后悔。结果，“小学读了两所，初中转过三次学，高中又读了三个，成绩起起伏伏，父亲一直为我忙活。”

　　学生时代，尹丽川不是太妹，不是淑女，她是标准的文青。

　　“北岛、顾城的诗，让我有感觉；别人喜欢费翔，我就喜欢罗大佑；寒风中，站在人山人海的体育场外，听到崔健在台上嘶吼，热血沸腾。”

　　大学时代，读了加缪的《局外人》，尹丽川说，她才恍然，“过去我总在迁徙，就像集体里的局外人。”

　　发奋考取北大西语系，是因为父亲向她承诺，“只要你能考取大学，从此不再管你。”

　　她攻读法文，“学得中不溜秋。半年后，我对传统学府充满了厌恶。”从此，尹丽川常常跑到校外，和圆明园画家村一帮艺术家们混在一起。

　　1996年，尹丽川去了法国。在ESEC电影学校，学习纪录片导演。“大学毕业后，我无法想象我走上社会，做个小白领会是什么样。”

　　回国后，她发现拍电影并不容易。“一个人拉投资，找剧本，当导演，我很难办到。”

　　炮轰大学教授

　　1999年，尹丽川开始写诗。“开始她写得并不好，但贵在有现代意识，写着写着就成熟了。”诗人沈浩波说。

　　1990年代末，中国诗坛有过一次“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激辩。沈浩波在这场论战中，力挺“民间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