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得知自己获得的这个奖？当时的心境是怎样的？

　　大约是一个多月前吧，黄礼孩给我发了邮件，提到了这件事。说实话，这让我感到很意外。我和礼孩接触不多，但他编的《诗歌与人》每一期我都能够看到，我非常敬佩他为诗歌所做的一切。他默默地做了很多，踏实有效且不事张扬，中国诗坛需要这样的实干家――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我周围人的共识。我和礼孩在这次发奖前只见过一次面，那是在2006年杭州的一个诗会上。他在这次获奖诗选的前言中说到了这件事，他已记不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事实上我们当时可能谈得并不是很多，他不是一个健谈的人（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而我也是如此。所以他这次评奖能够想到我，确实让我很吃惊。出于对他的敬重，我接受了这个奖，内心却感到惶惑，中国写诗的人很多，而且有很多优秀的诗人，他能够选中我，也着实让我感动。
 

2、在昨天的受奖词中你提到，“对荣誉不能拒绝，但需保持警惕”，你所警惕是什么？为什么要保持警惕？

　　我的原话是这样的，“如果不能拒绝荣誉，那么也应该对荣誉保持必要的警惕，正如对权势和功利保持必要的警惕一样”。诗人应该具有荣誉感，这并不错。但如果写诗只是为了追求荣誉，那就背离了写诗的初衷。我提到了荣誉和权势和功利一样，是因为它们都同样对人有一种侵蚀作用，而且前者较之后者也许更为可怕。我说的是切身的感受，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套用但丁的“我没有想到死亡毁掉了这么多的灵魂”的诗句，提到“我没有想到荣誉毁掉了这么多的灵魂”。荣誉是外在的，诗坛更不应该成为争名夺利之所。道理很简单，诗人写诗，决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得荣誉，正如我们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决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荣誉一样。
 

3、你还提到“荣誉归诗歌而非诗人”，这能理解成是一句好听的谦虚之词吗？

　　当然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一种谦虚。谦虚本身并没有错。我们都知道，谦虚是作为一种美德，现在似乎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遗忘。另一方面，谦虚也会赢得人们的好感。但我说这句话却并不只是出于谦虚，无论是出于美德或是为了赢得好感。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已经不会去刻意取悦别人了。我说的无非是一句实话。诗歌本身充满了荣耀，那是因为一代代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我看来，诗人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尤其在我们难以超越的前辈的大师们面前，至少我本人是如此。如果说诗人受到某种尊重，那么也只是因为诗歌的缘故。
　　我也说过，如果说荣耀归于诗人，那么也应该是所有的诗人，正是由于一代代诗人们的共同努力，诗歌才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而对于中国新诗来说，需要付出的努力实在太多，我们似乎没有太多值得骄傲的理由（唯一的理由是我们在困苦中坚持着）。


4、在诗坛，你被称之为苦行僧式的诗人，而在“诗歌与人”的颁奖状词中，黄礼孩也强调你的诗歌中的“苦难、荒谬和毁灭”，苦难与你、与你的诗作有着怎样的关系？（或者没有关系，这是别人的误读？）

　　说我是苦行僧式的诗人，更多是一种善意的误解，或者只是出于某种调侃，当然也不无道理，正如朋友们指出的那样，我的诗中有一种沉痛感。这是我内心真实的表露。但另一方面，我坚持写诗，是因为我喜爱诗歌，写诗让我感到愉悦。而且除了写诗之外，我也并没有其他的本事。我并不是那种苦吟式的诗人，我写诗时一般都很放松，追求的也是一种整体上的感觉，并没有像杜甫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苦吟。相比杜甫，我更喜欢《古诗十九首》和陶渊明。记得好些年前，忘记了是哪位朋友为我看手相，他说我的生活将会很顺利，但内心却充满了苦难。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他的高明，如果他不是一位善于看相的高人，那么就是真正吃透了我。我常常说，诗人心中应该充满着悲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类，包括所有生命。孙文波有一篇文章提到我的诗带有挽歌的意味，我在博客上写了篇东西，叫做《不写挽歌》，有一点和他唱反调的味道。当然我不是说他说得不对，而是说写这类东西，“每每会感到内心摧痛。年纪渐长，身边的亲友日渐凋零，这类诗也逐渐多了起来，情绪也多少会渗透到其它诗中，所以文波有此一说。”我信誓旦旦，说以后不再写这类东西，我也真的希望写得快乐的东西，也在这样尝试着，但事实上我并不能够完全做到。有些时候，诗人写什么不写什么，可能真的是身不由己的。

 
5、我浏览了你的创作年表，从1999年以来，你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在从事诗歌的翻译工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调整？

　　我想只是一部分精力用在翻译上。我在很多场合――包括访谈中――说过，我的翻译只是出于喜好，以及个人写作的需要。写了这么多年，很多经验都耗尽了，淘空了，需要充实自己，补充营养。有时改换一种思维方式和写作手法，会唤醒一些平时所忽略的经验。

 
6、我也留意到你的大部分诗作是在民刊上发表的，这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就在编辑《21世纪》《剃须刀》这样的民刊，或者是原因并不仅仅在此？
 
　　我想你说是应该是指《九十年代》吧？《九十年代》是萧开愚和孙文波办的，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刊物，我所做的只是在上面发表些作品而已。《剃须刀》是我和哈尔滨的一些同人办的，目的是为诗歌争取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至于说我的大部分诗作是在民刊上发表的，也许最初并不完全是出自我的本意。在当时，我并不是拒绝在非民刊上发表作品，至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自主意识，而是发不出来，或很少能够发出来。昨天我见到温远辉先生，我向他提到，他当年编的一本诗选《迷乱的星空》收入了我的诗，这是我最早被收入到书中的诗。几乎同时还有陈超编的《以梦为马》也选了我的诗，这些至今仍然使我感动。

 
7、在你的“诗观”中，你提到“诗应该是从内心发出的声音。我希望我的诗质朴、有力,在这些之上是真实”，怎样理解你所认为的“真实”？
 
　　我说的“真实”当然是指内心的真实，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进一步说，是对生存处境和当下经验的准确把握。当然我说的“准确”，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我不反对审美是诗歌的重要特性，但我认为在审美之上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真实。如果说诗歌具有伦理性的话，那么真实也许就可以构成诗歌的伦理。

 
8、从你1978年开始写诗，今年刚好是30年，你所经历的诗坛30年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是否也改变着你？

　　这三十年来诗坛的变化是巨大的，而且有目共睹。中国诗歌经历和见证了风风雨雨，总的来说成就是可观的，而且有着广阔的前景。作为诗坛中的一员，我当然不能不受到其中的某些影响，包括好的和不那么好的。不过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初衷，并时时在做出调整。我在受奖词中所说的对荣誉保持警惕的话更多是说给自己听的，是激励自己能够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写出真正值得重视的诗歌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