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苦难，会获得一种真正的底层立场

       罗四鸰：黄土路，你的名字挺怪的，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我都忍不住笑了，你怎么取这个做笔名？
 
       黄土路：我读大学时开始写诗，当我觉得该有个笔名的时候，恰好看到一首诗，题目就叫《黄土路》，我姓黄，而且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所以觉得用“黄土路”来做笔名挺合适的。这个笔名用起来竟有快二十年了，曾有人问过我，这个笔名有何意？我给这个笔名想过很多种解释，比如，我开玩笑地说，鲁迅说过，世上本没有黄土路，只是人走多了，就有了黄土路；比如，黄色的黄，土匪的土，路霸的路；比如，一年土，二年黄，三年不认黄鼠狼……其实我真正喜欢的是这个名字所具有的乡村的标签，它就像一件心灵的外衣，我永远也脱不下来。
 
       罗四鸰：收到你新出的诗集《慢了零点一秒的春天》，我几乎一口气看完，尤其认真看了《我的成长史》，让我感慨万千。没想到你宽厚笑容背后有着这么多复杂的故事，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我很奇怪，为什么苦难的经历，反而让你的文字非常平和，甚至你的性格也是，几乎没有一点苦难的痕迹？

    　黄土路：其实苦难是人生的一种善良的教育，它会化成你骨子里的某种东西，一直支撑着你。如果你经历过大悲痛，当其他苦难、其他复杂的际遇再迎面而来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不再为物喜、为己悲了，这就是一种平和。苦难会让你获得更多的人生经验，它对你的人生，对你生命的承受能力，是一种拓宽。最重要的是，经历过苦难的人，他的人生的视角会放得更低，对卑微人群，对他人的苦难，更容易产生感同身受的同情，这是一种真正的底层立场，因为你的心永远是同那些卑微苦难的生命站在一起的。这两年，刊物倡导一种底层写作，许多作家蜂拥而上写底层，但我们读到更多的是对苦难的展览，作家与苦难之间，总还是隔着什么，究其原因，就是缺少一种悲悯的情怀。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们所缺少的也许不是故事，不是虚构故事的能力，而是缺少一种爱。鲁迅写孔乙己，写阿Q，写祥林嫂，他的心里是真正地爱着他们的，这是一种大爱。我觉得爱应该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境界。因为爱，他才会对丑恶产生愤怒，因为爱，他才会更同情和关注苦难。
 
    　我的家乡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一个名叫赐福的乡村。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位猎人，母亲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因此在十七岁之前，我把一个乡村少年该经历的都经历了，比如放牛、打柴、担水、摘桐果、种玉米、收玉米、插秧、割稻谷，甚至耕地耘田，体力劳动的沉重和繁杂，对人的肉体的承受能力是一种考验。后来，读大学的时候，为了挣自己的生活费，我还做过家教、摆地摊卖书、挖地基、扫教工宿舍走廊、冲男生厕所、到隔壁的师范学校给毕业生照相等活，即便是工作以后，为了弟妹的学费，我还贩卖过明信片。生活在一点点地塑造着我，让我变成了一个貌似平和的人，但在我内心的沟壑里，却隐藏着许多悲情的东西，有时想起来甚至情不自禁，但文字就像一只温暖的手，它一直在不停地抚摸着我，我最终会平息下来。
 
    　罗四鸰：你的经历蛮丰富的：乡村中学教师、画报社职员、报纸副刊编辑，现在做文学刊物，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在路上，但你描述你的将来却是：一个简单平和的逗人喜爱的老头，这让我不由捧腹而笑，但又觉得你的将来确实会是一个这样的老头。
 
    　黄土路：我觉得写作就是一种独善其身，就是让你与周围一些丑恶的事情拉开距离，这是一种默默的修为的过程。写作应该让一个人更明白自己，明白人生，明白社会。在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东西迎面扑来，你心里装着的，怀里揣着的，手里挥霍的，能有多少东西呢？写作让我明白了，什么东西是我需要的，什么是我不需要的，这种提前到来的“不惑”之感，让我的生活回到一种简单的状态：上班，下班，读书，写作。我暗暗希望自己早日变成一个老头，那是希望自己能早把一些事情看淡，让世事在胸中通透明达，那时，老，便真的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了。但变老又谈何容易？那几乎需要你一辈子默默地去修炼，这是一个漫长的人生过程。

    写作：扎根乡村，一路向着城市攀援

　　罗四鸰：读你的文字，有两种不同的东西，你的散文多记录你个人的成长，对乡村的记忆和怀念；而小说却多是表达着都市人的感受，对城市的抗拒和讽刺。这让我想起你曾经对自己做的比喻，拖着乡村的尾巴进入城市。我好奇的是，乡村和城市，对你的写作分别意味什么？
 
    　黄土路：在乡村，人与人之间都是熟人，不是邻居，就是亲戚，三姑六婆，爷伯叔侄，抬头不见低头见，人与人之间多是温情的。而城市，除了朋友、同事，你面对的都是陌生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都是紧张的、冷漠的，但它同时也给你提供了很多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进了城的乡下人，一方面怀念着乡村的温馨，一方面不得不面对着城市复杂紧张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一种悖论。对我来说，乡村就是我生命的根部，它塑造的了我的性格、脾气，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而城市对我来说永远是一种诱惑，我不得不从心里去喜欢它，甚至忍受它对我们的扭曲。我们的写作，一方面要面对着乡村的变迁，一方面又要融入城市的霓虹，这就是一种撕扯。我觉得我的写作就像一根青藤，它扎根于乡村，却一路向着城市攀援，不管城市还是乡村，我希望它在我生命里开出一朵朵花，哪怕它是平淡无奇的。

    　罗四鸰：维特根斯坦曾说，要看到眼前的事物多难啊。在当下文学中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看不到生活，要么在历史中搜罗扒剔，要么在书房中胡编乱造。而你的文字却给人鲜活的现场感。比如《车祸》（诗）、《事件：抢劫》（诗）、《年夜饭》（短篇小说）、《小李下个月来看你》（短篇小说）等等。
 
    　黄土路：谢谢你这么认为。你提到的这几篇东西，确是我生活里长出来的东西。但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丰富，我们看新闻，往往能看到比我们的虚构更触目惊心的现实。所以，一个写作者，他一方面要做的，就是努力地把握好现实，解决写作的“扎根”问题，另一方面，则要通过虚构，显示自己的创作能力。我觉得我一直在探索中，还谈不上有什么成就，所谓前路茫茫，我会一直努力的。
 
    　罗四鸰：你的一些小说和散文想象非常奇特，手法也很现代，给人怪诞荒谬的印象，比如《垃圾桶》（小说）、《地球上的那点破事》（随笔）、《逃跑的榕树》（随笔）、《洗衣机》（短篇小说）、《赶往巴格达》（短篇小说），但却把当代都市人的生存处境和感觉鲜活地表达出来了，里面透露的冷幽默让我想起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黑色幽默小说。
 
    　黄土路：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沉重的人，甚至在与别人沟通上，也有着欠缺，但最近，不少朋友却说，在我的有些慢吞吞的性子里，有着一些不动声色的冷幽默，我不知道自己真的是这样。很多年来，中国作家的写作基本上就是“正面强攻”，我觉得，这种沉重的写作让我在阅读时感到疲惫。一定有一种写作，让你在阅读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效果，比如东西，他在《耳光响亮》里的反讽和夸张。我曾尝试用一种完全虚构的方式来写作，你提到的这几篇作品，就是完全想象的产物，想象能给我带来快乐。
 
    　罗四鸰：你最初的写作是从诗歌开始的，而且一直在写，却很少去发表。如今，诗人在人们心目中几乎成了怪物，你也自嘲说捱过一个诗歌无用的年代。那你为什么还在写诗呢？今年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
 
    　黄土路：我写诗，仅仅是内心的一种需要。从1989年至今，我写诗快二十年了。开始苦于无处发表，但真正能发表了，心里竟没有发表的欲望了。在物质主宰着人们心灵的时代，诗歌对他人是无用的，它只是诗人内心的一眼泉，涵养着诗人在俗世中日渐枯燥的内心，所以发表与不发表是无所谓的。今年，我觉得该与自己的诗歌时代做一个告别了，就把自己的诗整理出来，结集出版。诗集出版后，我陆续给几十个朋友寄了书，没想到短短两个多月，就收到朋友们的二十多篇反馈文字，令我不知所措——这更让我相信，好的诗歌是为朋友而写的，如果连朋友们都不喜欢你的诗歌了，就不会再有别人去喜欢你的诗了。

　　写作该是向本民族致意的时候了

    　罗四鸰：很喜欢你的短篇小说《桂村的田螺姑娘》，你把一个壮族传说颠覆得面目全非了。你的民族文化对你的写作有多大影响？
 
    　黄土路：田螺姑娘的故事，是小时候母亲给我讲的，母亲去世后，一想起她，我就想到这个故事，它里面蕴含着底层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前年，我下决心写这个故事，但真正下笔时，却发现单纯地重述一个民间故事，是没什么新意的，于是我将它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田螺姑娘嫁给达泥以后，在几种权力的压制下，竟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田螺姑娘发现，做人是痛苦的，做田螺才是幸福的，后来她真的变回了一只田螺。这篇小说，我给它赋予了现实的意义。你问我，本民族文化对我的写作有多大的影响？以前我一直从内心里否定这种影响，但现在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想法啊，这就像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否定自己身体里流淌的血液？最近两年来，我读了不少本民族的东西，我发现，在一些民间故事里，竟蕴含着写小说必要的那种大道理，这让我惊讶。《桂村的田螺姑娘》就是我向本民族文化致意的一篇小说吧。我们的写作，该是向我们本民族致意的时候了。
 
    　罗四鸰：广西在当代文坛上名家辈出，以前有“三剑客”，后来又有一批新锐，如李约热、映川、锦璐等。请你谈谈自己对广西小说家的印象。
 
    　黄土路：广西作家在我的心中，是一个令人骄傲的群体，从东西、鬼子、凡一平、黄佩华等几位老师，到李约热、锦璐、映川、朱山坡、纪尘、橙子等，他们都是从土地里直接“长”出来的。他们风格各异，每个人都是一片风景，不像有些省份，写作的风格有着明显的趋同性。一方面，他们都写出了“自己”，另一方面，正是他们的群体发力，使得新桂军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已达十年之久。
 
    　应该说，我是他们当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一员。我今年已经三十七岁了，也明显地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我想，我也该到以我的作品，向他们表达敬意的时候了。

     （黄土路，原名黄焕光，壮族，1970年8月生于广西巴马农村，毕业于河池学院数学系和广西师大中文系在职研究生班，现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七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青年作家班），为《红豆》杂志副主编，广西作家协会理事，壮族作家促进会副秘书长。曾被聘为广西第二届签约作家、南宁市第三届签约作家、南宁文学院客座教授；被评为南宁市文联成立五十周年优秀文艺家、第六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园丁奖。 
    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小说、散文、诗歌分别发表于《作家》《花城》《青年文学》《天涯》《长城》《散文》《美文》《星星诗刊》等刊，有作品被《中华文学选刊》《诗选刊》等转载，入选《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06短篇小说》《2005文学中国》《2006中国诗歌年选》等选本。其中，短篇小说《年夜饭》入选《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06短篇小说》，获第四届《广西文学》广西青年文学奖。2007年7月，诗集《慢了零点一秒的春天》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广西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主要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