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家基础薄弱难以吸引国际画廊
虽然受到关税的制约,使得国外优秀画廊一时难以进入中国艺术博览会,但具有十多年大型博览会组织经验的董梦阳认为,关税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而且它也并不能成为影响中国艺博会走向国际化的主要障碍。自5月份香港成功举办“香港国际”后,董梦阳开始陷入反思,有了香港的冲击,中国内地尤其是北京的博览会将怎样利用自身特点走出自己的道路。“香港的优势除了免税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外,就是服务意识。而北京拥有重要的艺术资源:国内几大重要艺术品拍卖行几乎都汇聚于北京,加之以798为中心的艺术区不断辐射、扩大使得近几年画廊的发展速度直线飙升,为内地艺术博览会提供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北京成为香港无法替代的文化艺术创作源头,“北京这种群落生根的艺术本质很难移植到香港。”当质的根源优越性明显凸现于香港时,关税、服务、地理位置仿佛是一棵具有强劲根茎的树上的枝枝蔓蔓,只要加以浇灌便能绿树成荫。而现在中国艺术博览会之所以不能茁壮成长,最关键的原因是缺乏灌溉的“水源”,即优秀的藏家。董梦阳说,目前所有关于艺术的论证和争吵都源自中国对艺术教育的缺失。“欧洲的孩子从小生活在美术馆、艺术展览中,他们对艺术的领悟与热爱发自内心。而中国大多数藏家还停留在以尺幅论价格的混乱购买阶段。”对艺术理解的缺失,使得很多藏家即便遇到海外优秀作品也由于“无知”而与其失之交臂。在2005年仍然由董梦阳主持大局的“CIGE”中,组委会请来了世界顶级画廊———美国高古轩,并带来12幅美国波普艺术运动发起人和主要倡导者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原本组委会为能请到如此重量级的画廊而感到兴奋,希冀通过高古轩的参加提升博览会的品质,号召更多的国际优秀画廊入场。而高古轩画廊也对刚刚萌芽的中国当代艺术充满兴趣,他们在展览前对媒体表示说:“中国CIGE今年还只是第二届,就像一个BABY,但很高兴看到中国已经出现这样与国际水平同步、如此关注当代艺术的博览会,我们对它充满信心。”可是,展览结束后,双方都陷入意想不到的尴尬境地。中国买家很多并不了解高古轩在画廊界占有的重要地位,更对其带来的艺术家作品安迪•沃霍尔一无所知。结果,整整一个展期,高古轩没有卖出一幅作品。当时负责招展工作的姚薇回忆这段经历时至今仍心怀不忍,“展览第三天,高古轩的人找到我,希望我帮助他们找到买家,哪怕卖出一幅作品也好。”姚薇说,“不能说中国藏家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在高古轩的斜后方,一家画廊推出的刘小东作品被买家以50万元人民币购得。但高古轩的作品就是没有人买。”由于无法为高古轩找来买家,在之后的几天中,姚薇都满怀歉疚地绕行于高古轩的展位前。
然而,正是这次高古轩的失望而归,使得董梦阳不再对中国艺术博览会能够走向国际化报以盲目的乐观。“看似高古轩来了,可是由于中国买家所受艺术教育的欠缺,使得博览会并没有给高古轩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到了下一届,不但自己不会再来,而且还会告诉其他画廊‘等十年后再来中国吧’。反而起到一个反面的消极作用。”在董梦阳看来,过分追求国际化而不考虑本土因素的制约,就好像天天将“时尚秀”放在农村一样,由于严重脱离生活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农村发展为都市时,时尚秀才发挥出自身的魅力。”艺术博览会也是一样,当买家具有足够知识了解国外艺术市场后,凝聚的强大购买力才会吸引海外优秀画廊接踵而至。
中国艺术博览会形似,神不似
2004年董梦阳组织首届CIGE时,北京798内的画廊屈指可数,因此从画廊成员看,那一年人们看到一个极具亚洲味道的艺术博览会,参展的62家画廊中,只有21家中国画廊,2/3主要来自于韩国和日本,另外各有一家画廊分别来自美国和意大利。而这种画廊的分配格局也成为CIGE在之后的发展中极力维护的。在其今年4月初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负责人王一涵一如既往地向媒体强调了本年度画廊博览会中成员的国家配比。然而,有分析人士指出,一味追求参会成员的国家配比,只是从形式上保证了博览会的“国际化”,至于本届参展的国外画廊,到了下届能否依然出现,则是主办方及媒体忽略的。逐渐的,中国艺术博览会陷入只追求“形似”的误区中。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画廊批评说:“巴塞尔有论坛,我们的博览会也请几个人往台上一坐,找些学生在台下捧场;巴塞尔有主题展,我们也蜻蜓点水地设置几个主题展。但实际上这些工作完全流于形式,并没有起到社会效应,只能形似,无具神韵”。
遭遇过与高古轩的尴尬后,姚薇在“艺术中国”的筹备中显露谨慎,由于曾经负责GIGE的招展工作,加之自身若干年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姚薇比旁人更具有能力获得展商资源。“但是即便把巴塞尔的三百家画廊都能请来参加今年的‘艺术中国’,‘艺术中国’就真得能变成巴塞尔吗?”“就像去年的上海当代,博罗尼亚带来了很多资源、画廊、技术并将其直接空降到上海,好像一个异地展,“形”是足够像了,但如果得不到中国买家认可,光凭主办方邀请的藏家,最终也会“水土不服”难以维持上海当代的逐年发展。”
在姚薇看来,巴塞尔、香港当代等优秀博览会的神韵在于博览会对艺术真谛的领悟,好的博览会不需要过多地宣传便能吸引买家的目光,“巴塞尔开幕时,观众在整个城市都找不到任何宣传招贴。在香港当代,展厅位于会展中心的二层,一层竟然看不到任何指引的‘水牌’。主办方都在尽量弱化外在的‘形’,旨在将艺术的本质呈现在观众面前。”相比内地的艺术博览会,由于‘质’的先天欠缺,很多都在“形”上大做文章。“今年整场以绿色为主题,明年又开始走红色。招贴广告在展厅门口像一堵墙一样高高挂起,引路的水牌几乎在人们一下车便能看到。而主办方每次最为关心的也是请了多少家媒体、来了多少观众。”直到今年CIGE结束后,主办方向外界公布总成交额高达4000万美金,人们才开始对博览会的成交本质发生兴趣。然而也有参展画廊质疑,“展会期间,主办方从来没有在我们画廊询问过成交情况,不知4000万美金从何而来。”如果画廊的质疑属实,那么CIGE公布的数据又将是一件华丽的“外形”,其目的无非为了彰显展会的“买气”。
中国艺博会怎样在博弈中生存
虽然中国内地艺术博览会还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不足以与其他国际知名博览会抗衡,更难以成为巴塞尔的中国翻版,但只要发掘自身的潜在优势,在竞争激烈的各类艺博会中,寻找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生存之道也并不困难。
在北京,除了CIGE和艺术北京,另外两个博览会:首都艺术博览会和中国国际艺术博览会由于参展商大多来自画店或个人,无法与前两者相提并论,往往受到业内人士的冷遇。然而也有相关人士认为,这两家艺术博览会在激烈的展会竞争中,顽强生存十几年,对于主办方来说一定是盈利的。虽然口碑不佳,但选准了自身的发展方向,将不同层次的艺术资源进行细分,找到了自己需要的那个部分。
而CIGE和艺术北京,从执行人到风格定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也有人指出,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不明显,记者也发现,在2007年两家博览会的参展画廊中,有20家是重合的,约占北京画廊总数的1/10。而这种一家画廊在一年中参加两个同城艺术博览会的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受画廊资金以及精力限制,加之上海当代和香港国际的吸引,最终大多数的北京画廊会在CIGE和艺术北京中选择其一。两强相争的结果,要么彼此均衡发展,平分市场资源,要么其中一家最终被市场淘汰。而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董梦阳抑制不住挑战的激动,他向记者透露说,明年的“艺术北京”不仅要扩大为春秋两场,而且春季的日期早于“CIGE”几天。
艺术中国作为离“政府最近”的艺术博览会,在资金方面显得比CIGE和艺术北京宽裕许多。因此其低廉的展位价格在三者间极具竞争力。记者了解到,今年11月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艺术中国,一个高17米,面积9平米,在一个展期内的租金仅为16200元。不过,有了GIGE和艺术北京的高端定位,姚薇对分抢两者的画廊资源并不感兴趣。她将“艺术中国”的定位划分在中档画廊区间。并打算在展览中推出“买得起的艺术”项目,使普通百姓以一万元以下的价格将原创作品带回家。
虽然巴塞尔对于中国艺博会来说,曾经是一个希望企及的梦想,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艺博会越来越理性地感到“巴塞尔”之梦依旧十分遥远。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中国各类艺博会只有细分市场份额,才能在有限的空间中找到自己的生存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