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村上春树的新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中译本面世，译者不再是之前翻译了二十多本村上作品的林少华，于是引出了一场关于哪个译本更好的争论。记者日前采访了专攻日本出版文化的旅日学者李长声先生，请他就村上作品中文本的翻译谈了一些看法。

封面人物：李长声 李媛 绘

您看过村上春树这本新著吗？觉得怎么样？

李长声：“谈跑时我谈的”，这是原题直译，其实一般日本人通常不会这么说，这就是村上春树的风格。似乎译作“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也有点啰嗦。译作“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好像就有点走样了。内容谈的是跑与写，算不上自传。村上是一贯写自己的作家，随笔就更不用说了。日本人写随笔，几乎就是写自己，这是日本传统。小说也有所谓“私小说”，就是写自己的私生活。有一阵子村上很爱在网上交谈，可惜没有像跑步那样坚持下来。这本随笔的书名是拿来的，村上的一大特点是惯会拿来现成的东西作书名。这本来是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书名，“谈爱时我们谈的”，他的日译本就是村上翻译的。我觉得，除了有关跑的想法，关于他的写作历程，没有多少新东西，在他以前的随笔及小说的前言后记里都读到过。从翻译来说，村上用的这个“跑”字就值得注意，通常日本人是使用外来语“跑步”，纯粹体育性运动，他却用了个地道的日语动词，别有意境，很值得玩味。

村上春树每天长跑，无非是锻炼身体，没什么稀奇的。他这个人生活非常有规律，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我觉得，他是文学家，但算不上思想家，只有些小奸小猾。从思想来说，不能把他跟王小波比较，而文学上或许跟张爱玲比比更有趣。事实上，在日本拿他不以为然的批评家不少，但好像没人告诉中国人。这也是翻译领域的问题。

您曾经在《日边瞻日本》一书中谈到：“村上春树的文字较为平白，每每直译过来就是了，略施文采就可能走样。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很难译，日本人说读不懂……”您能更详细地说说吗？

李长声：对于日本人来说，村上的文字是浅白平易的，吸引他们的特别是那种翻译腔。当年被列选芥川奖，大江健三郎等评委就批评他外国的翻译小说读得太多了，有股子黄油味儿。村上的文体不是花里胡哨的，不是文绉绉的。他擅长比喻，很现代、很未来式的比喻。水太清澈，清澈见底，就可能估量不准它的深度。有时候弄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弄不清深层的意思，但是说穿了，也可能底下本没有意思。这就叫穿凿，凿穿了是空的，空空如也，反倒更叫人想入非非。我们把他读得很小资，其实是误读了时代，这可能是中国与日本的时代之差。

您怎么看译文与原文的关系？

李长声：日本至今也有林琴南那种翻译，叫“超译”，是用来翻译欧美的推理小说。或许推理小说可以这么干，因为忙着看情节，忙着破案，作者和读者顾不上文学，“超译”也无妨，但村上春树的小说是文学，中国人也需要读出文学来。

那么，这文学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呢？从作家来说是日本的，从译者来说是中国的。不过，如林语堂比喻的，说翻译好像给女人的大腿穿上丝袜，袜子再好，曲线美也是大腿的。译者给原作穿上黄袜子或者红袜子，那袜子的厚薄颜色就是译者的文体，译文的风格。我认为，原作是女人，美取决于女人的大腿，丝袜固然增加美，但丝袜越透明越好。

一个译者有一个译者的风格，但作家的风格不可以被译者的风格遮没。译者的本事在于隐藏自己，这份苦心就是翻译的文学创造。总想逞自己的个性，比如表达一个意思非琢磨用一个成语不可，结果中国读者得到的印象就可能跟原作读者的印象不一样，就改变了原作的风格。

有人批评林少华先生的译文跟村上的原文风格并不相符，去年藤井省三教授也曾在其专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中质疑林的翻译，认为林译对村上的原文作了太多的“粉饰”。您怎么看？

李长声：村上的文字读来是比较平白的，但平白可不是直译就行了，而要用中文的技艺（技术与艺术）表现出平白，中国读者觉得平白才算译出了平白。更难的是，村上的平白是假面，他的叙述腔调是平白的，但阴阳怪气，总像是话里有话，这就不好译了。至于说林译到底符不符合村上的风格，事情也好办，不懂日语的人不妨把他译的村上作品跟他译的其他作品比较一下，如果都一个味儿，那就说明只有他的“林风”。怕只怕少有这样的好事者。

我认识藤井省三教授，当然不敢说是我的朋友，但说是酒友，他也同意的。他送给我那本研究村上春树在亚洲的书，以及台湾译本，我翻阅过。藤井对林少华的品评有偏颇，未免太偏向台湾。我了解林少华，当年他读日本古典文学研究生，我当《日本文学》杂志的编辑，他的第一篇译作《天皇的帽子》就是我约他译的。他的长处是中日文都好，相得益彰，这么有两把刷子的译者很罕见。但他也有一个“痼癖”，就是弄词藻。肚子里词藻满满的，顺着笔管往外流。当年我和南京译林的编辑就议论他这一点。说得狠一点，在这一点上他多少把村上庸俗化了。可有趣的是，中国小资读者们接受的恰恰正是这一点，或许这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吧。村上笔下的人物进屋就打开冰箱拿出啤酒喝，听美国流行音乐，不知我们的小资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吉野家、肯德基，招牌还是人家的招牌，但味道是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了，而且比本家高档化，或许就是这么一回事。功过是非，真难说。

林先生最近在反驳被指译文不够“准确”时，引用别人的话中有一句“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李长声：这个“别人的话”说得不大对。我敢说，村上的小说谁译都畅销。所以才有人说，村上是一个社会现象，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韩国都是这样，所以藤井省三才能写一本书。好像林少华也译过一本在日本史无前例的畅销的小说，叫什么《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似乎在中国就不大有销路。林少华还是林少华，但作家换人了。

译者有自己的文体，自己的风格，这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译者是译者，不是原作者。不仅语言不一样了，人也不一样了。所谓翻译文学，这文学二字也包含了译者的文学创造。一看就知道是傅雷译的，一看就知道是林少华译的，保持自己的风格没什么不对。译者给原作穿上丝袜，是非穿不可的，但不要喧宾夺主，因为你毕竟不是在写你自己的东西。

译笔上无视原作，我行我素，这是翻译的霸道。甚而很可能译者本来就看不懂原作的风格，乃至压根儿不懂什么叫风格。若认为全凭了他的译笔，人家的作品才得以风行，那就更阿Q了。村上说过，要是能译得比原作好，那你就自己写好了。你写呀？有的译者也写散文、小说，一看那散文、小说就露了怯，境界、教养、见识等，跟人家有天壤之别。

网络上一直也有很多读者在讨论村上中译本的翻译。

李长声：贵报有一篇文章叫《有认真的译者，才有认真的读者》，我想把这句话反过来，那就是“有认真的读者，才有认真的译者”。而且，有认真的读者，才能有认真的编辑，可能这一点更重要，因为编辑是把关的。现在不少是编辑跟译者合伙，沆瀣一气蒙读者。读者不认真，只读故事，不读文学，所以译者也就搞快餐，什么人都敢下厨掌勺。例如，村上龙的小说是“无限接近透明的蓝”，还是“接近无限透明的蓝”，好像没有读者去过问。

现在的译者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是所谓畅销书，抓过来一本书就译，对作者及其书里书外毫无了解，简直像临场口译一样。而且，自己翻译了，就把那本书往好里说。这样，不仅译得可能好不了，也可能误导读者对作者的认识。也不要迷信在国外的人，有的人是在推销他自己的货色，有的人是在讨好他的导师，而且有好些在国外生活的人其实是文盲，会说话不等于会读书，更不等于能读出书的好坏。

不过，版权是一个问题，它维护了作者以及译者的权益，却阻碍了翻译水准的提升。翻译需要有比较，有鉴别，但只许这一个人翻译，只许这一家出版，别无分店，就只好看着胡译乱译臭了街。所幸台湾和大陆有繁简字之别，同样是中文，人家可以卖两份版权，而出现两个译本，就有了比较、鉴别的机会，反倒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