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为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填词

       1977：坚冰初破

       用“严冬过后”来描述1977这个年份再恰当不过。“四人帮”于前一年10月被粉碎，文艺界的精神枷锁却没有真正被清除。当时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虽然也揭批“四人帮”及其流毒，但图解概念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严冬过后的1977年文坛，百废待兴，在寂寥中等待着生机。

       因此不难理解已退休的《人民文学》副总编辑、当时的《人民文学》小说组编辑崔道怡在一大堆自然来稿中看到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时所受到的震动:“若仅仅用‘耳目一新’来表述还不够，可以说用得上‘催人泪下’和‘振聋发聩’了。”《班主任》揭示了“文革”给青少年造成的内伤，小说中的人物谢惠敏、宋宝琦成为人所共知的文学形象。

       《班主任》可视为“文革”后文学摆脱桎梏转向复兴的起步之作。敏感的编辑和评论家听到了文学冲出铁屋的呐喊。创作已先行，理论上的总结和倡导不容滞后。1977年9月，《人民文学》副主编刘剑青提出召开一次短篇小说座谈会，得到主编张光年的支持。11月，也即《班主任》发表当月，“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北京虎坊路附近的远东饭店召开。

       这个会是“文革”后文学界的第一次聚会，参加会议的评论家包括老中青三代。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年事已高的茅盾先生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后参加的第一个文学界的会，并第一次就文学问题作了名为《老兵的希望》的发言。

       从《人民文学》编辑部1977年11月19日整理印发的《〈人民文学〉简报》第三期所载的关于这次研讨会的纪要中可看出，研讨会主要讨论了关于短篇小说创作的五个问题。会议提出要打碎“四人帮”的“三突出”论以及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之类的文艺枷锁，以多样化的题材和形式反映人民的生活，反映与“四人帮”的斗争，反映当前抓纲治国的形势。这个名为“业务会议”的“文革”后第一次文学聚会，实际上是文学界在粉碎“四人帮”之初迈出的解放思想的第一步。

       同年12月，《人民文学》又在新侨饭店召开了“文艺界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座谈会”，邀请包括“文艺黑线人物”在内的作家、评论家一百多人参加。这次会议堪称“劫后文坛大聚会”。二十年后，当时的《人民文学》杂志社评论组组长刘锡诚回忆道:“出席会议的作家中，有多少人是受到严重迫害的，我没有统计；但仅从秦城监狱里活着出来的作家，就有好几位。有的被‘四人帮’打断了腿——夏衍就是拄着双拐来会场的，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峻青在监禁期间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整个会场上的人像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残兵败将一样，令人不堪目睹。”

       会议指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强加在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政治镣铐。它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摧残‘文化大革命’前所有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和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只有砸碎‘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沉重的精神枷锁，肃清它的流毒，才能真正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周扬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于12月30日来到会场，是“文革”后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并发表长篇讲话。周扬是被“四人帮”点名为“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他的出场，本身就是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驳。周扬在长篇发言中为自己在十七年中犯的错误作检讨，言及柔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甚至悲情难抑，呜咽失声。

       会议促进文艺界重新评定上世纪30年代文艺和“十七年”文艺的是非功过，为一大批“黑线作家”的平反和复出开了路。在大家的呼吁下，当时的中宣部负责人宣布，筹备恢复文联和各协会，首先是作家协会，筹备第四次文代会，并拟在1978年适当的时候召开。

       1979年，掌声响起

       1979年1月，《诗刊》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和民间、民族歌手共一百多人出席。这是近三十年来新中国诗歌界的一次空前聚会。会议回顾“五四”以来新诗发展史，总结建国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肯定了“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伟大意义，强调诗歌创作一定要抒真情，说真话，表达人民心声。为此必须充分发扬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

       自一年前文联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联及一些文艺家协会恢复工作后，戏剧、舞蹈、音乐以及电影、美术等各艺术门类都涌现了一大批受欢迎的好作品，遭“四人帮”迫害的优秀作家作品相继得到平反，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整个文艺界和全国其他领域一样“拨乱反正”。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三十周年大庆。

       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次会议，被称为“当代文艺史上的里程碑”。茅盾宣读开幕词，文艺界的掌声响起来。

       第四次文代会和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整整间隔了十九年。这十九年文艺界历经的风雨悲欢，一言难以道尽。茅盾在开幕词中说，会议的任务是“总结建国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讨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和计划，修改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

       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千二百名文艺工作者欢聚北京，堪称“空前盛大的会师”。上世纪30年代即活跃在文坛的老作家萧军虽已有几十年的创作历史，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历届文代会，是“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萧军才得以“以一个老作家的身份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著名老诗人肖三曾被“四人帮”诬陷为“特务”而锒铛入狱，当他在掌声中走上讲台时，激动地流下了热泪。王蒙、邵燕祥、刘绍棠、萧乾等著名作家因被错划“右派”而失去二十多年写作和艺术实践的权利，盛会重逢，感慨万千。

       一百七十位受迫害死去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十四位早已去世却依然受到诬陷和凌辱的作家艺术家出现在由阳翰笙宣读的《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名单里。他们当中不乏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老舍、田汉、赵树理、何其芳、郭小川、冯雪峰、傅雷、周信芳、荀慧生、马连良、焦菊隐、上官云珠、严凤英、潘天寿、丰子恺、连阔如、梅兰芳、欧阳予倩、程砚秋、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郝寿臣、常宝堃……

       代表们用大量事实总结出过去三十年危害最严重、影响最大的错误倾向，即“文革”前十七年中已经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左”的错误、思潮。这种“左”的错误、思潮也为“文革”中的极左路线提供了条件。许多代表对通过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文艺创作、文艺思想、文艺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认为这是违背文艺规律的。因此，当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祝辞》，说到“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湖南代表说:“这段话包含着许多辛酸血泪，是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文艺战线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有了这一条，文艺的繁荣就有了保证。”

       夏衍在闭幕词中对文艺界提出期望: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其目的在于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四化”建设。二，要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安定团结向前看，“将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恩怨抛入东洋大海”，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三，要进一步提高文艺作品的艺术质量。

       会议通过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章程，选举茅盾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扬任主席，茅盾任中国作协主席，巴金任第一副主席。

       第四次文代会于1979年11月16日闭幕。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当天晚上的茶话会上充满激情地说:“历史将证明，这次文代会是我们国家文艺战线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现在，我们的国家进入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样的强国，应该是经济上发达富强、政治上安定团结、文化上繁荣兴盛。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面前问题成堆，困难成堆。但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选定，中国这艘大船是不会走回头路了。”一位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20世纪70年代最后一年文艺界的向往和期待。（朗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