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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枣在中国当代诗歌抒情的纯粹方面是公认的，即使他现在身在德国，但其影响力，随他偶尔见诸国内杂志的诗作和那薄薄的诗集，更多是写给朋友们的书信而仍在发挥作用。他的作品，已日渐具有卡内堤说布洛赫的那种“不知不觉的技巧”(1)，这种技巧，是靠诗性的直觉和呼吸得来的。他并不一定读布洛赫，也不一定知道卡内堤关于布洛赫的评论，这只能归于我们现在还无法定义的“抒情性”。它不靠语言符号而存在，它是内蕴的，极端个人化的。不难理解，何以进入九十年代后，一直喧闹不已的“非官方诗歌”突然哑寂，许多诗人无可奈何地只能重复自己时，张枣却完成了对他个人而言，对我们大家而言，都更纯粹的作品。其构成因素，并非完全得力于现在的语境，那是延续性的东西，其实早就隐伏在他的身上了，只是未被意识到而已。他聪明，甚至不无狡猾地逃离诗坛酝酿的“单词现象”，比我们想象的要早。那种现象，是因文化传统性的进食太快而引发的一种语言的“因噎废食”。
    凡在1989年前涉足诗坛的人，很难说他未曾在作品里使用过下面这些熟词，比如虚词类的“之”啊，“假如”啊；形容词和动词及主谓结构的“君临”、“众多”、“我是”、“我像”、“无言”、“不屑”、“痛”、“美丽”、“抒情”、“守望”；恐怕最纷繁的还是名词类的“镜子”、“石头”、“鸟儿”、“鱼儿”、“麦子”、“燕麦”、“美人”、“苹果树”、“橡树”、“灰烬”、“终点”、“结局”、“高度”、“高原”、“事物或东西”、“青铜”、“金属”、“玻璃”、“火焰”、“老虎”、“乌鸦”、“牙齿”、“刀刃”、“帝国”；外来的“夜莺”、“玫瑰”、“天堂”、“上帝”、“神”、“天使”、“希腊”、“弥撒亚”等。这些仅仅是我从民间诗歌刊物中，那些通用性最强的词语中随便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还不包括那些个人隐秘化用的酷嗜语，那些像标签一样在口头辗转不眠的称呼，切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丁、密尔顿、叶芝、里尔克、诺瓦利斯、荷尔德林、帕斯捷尔纳克……翻来覆去的，几乎都成了嚼舌头。
    当然，我要谈的不是这些词语能不能用的问题，我关心的也不是修辞学和诗歌的行业术语，而是一种冷漠而快速处置的单词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源，存在先于我们写作的语言系统和风格中。就写作本身来说，单词现象是说诗人，在选择上述那些最具代表性的熟词时，更多是通过外部的“语言暴力”，而非巴尔特说的“协同行为”来实现的。所以，单词现象也是词语的一种寄生现象。这种孤立词语上的机械反应和复制，受到传统的语言权势的诱惑(像鲁迅所谓的“取彼者”)，尽管他们声明自己是反抗这种语言权势的。
    这种单词现象，一般只具有死板的装饰效果，把词变成词具，说穿了，无非是其操纵者，试图通过截用，和读者及同行迅速构成阅读的语言链，以获得廉价的承认或成功。且不说置创造性语言的伦理意义不顾，仅文本而言，这些词在作品中，因不受个人语境驱迫，乃是一种没根的东西。其旧形态可在政治运动或任何一次群众性文化运动大量炮制的标语和口号中找到。它们确实具有飞速传播和煽动的作用。人们关注它，是因为它那不可见的速度和可见的效果，而不是它的确切语义。由于语境的特殊激化，声音比语义更重要，词成了仪式，然而对词本身来说，却不过是作了一次小小的巴洛克式的丧葬。因为这种既非深思熟虑，也非诗性直觉的“截用”，实际上封闭了个人对词语真正所拥有的正当嗜好，没有给予自己机会，也阻断了对词的历史亲近。词具是没有生命的语言填塞物，它与没落的书写有关，却和自己标榜的写作无关。
如果它所依据的又是一种文化氛围，那人人都可能在这样的结构中，而且，就在他们想反抗，而又无力反抗的语言系统中。在系统中是不可能反抗系统的，或许只有一种不断的警觉。这很像卡夫卡形容的，一只笼子去寻找鸟儿，而不是鸟儿逃离笼子。如果，一个诗人不去真正思考这些问题，那他就很容易落入这样的圈套:他或许能承诺一个诗人摧毁僵死语言的囚笼，但他却不能发现一只笼子又如何更隐蔽地把他装了进去。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我才注意到张枣整个的写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