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小说。但当张枣推开门，叙事就开始了，门打手拧开了叙述的按纽，我不知道是张枣还是助教推开了门，一阵掌声欢迎进一步推迟了叙事，张枣有可能是一个人进来的，不然那位瘦助教怎么一直坐在教室后面，张枣叫他坐在自己旁边，吁请他先讲。他讲了约一二十分钟这不是小说。但当张枣推开门，叙事就开始了，门打手拧开了叙述的按纽，我不知道是张枣还是助教推开了门，一阵掌声欢迎进一步推迟了叙事，张枣有可能是一个人进来的，不然那位瘦助教怎么一直坐在教室后面，张枣叫他坐在自己旁边，吁请他先讲。他讲了约一二十分钟，张枣偶尔打断他，表示欣赏，但后来他吁请助教加快叙述的布幅，助教在一个褊狭之地盘桓得太久了，像凸透镜片烛照于地脉里的琐细花纹，无疑地，张枣要破他的执，这使我奇怪的联想到两位禅宗和尚，我就在他们下方的石头打坐，他们不认识我这外来的和尚。张枣一直严肃的倾听。但可以看出他心情不错。他今年42岁，戴着眼镜，脸稍长，微胖，个子不太高，但精力盈满，值得信赖。钟鸣写过张枣乒乓球打得特别棒。助教博士提到了任芳秋和解志熙。我忘了，他在谈《野草》。
    张枣让这一次叙事别开生面，他在叙事的岔口停住，我感到他要往另一个方向挺进了，但研究生们必须参与叙事进来。他在等他们。我喉头冒烟。两条路在这个岔口交叉。一条向东，通向作为艺术生产者的作者，在这里是鲁迅，其辅路是瓦尔特·本雅明对写作技术的关照。本雅明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简单二分，提出了艺术生产的概念。由此，他要人们注意艺术生产的技巧和技术问题。当一个人写作，他面对的是一张白纸，谢默思·希尼坦城的说，我的焦虑是作为作家的焦虑，作家需要解决的是美学问题，希尼承认，在写作中解决不了任何生存问题。它只是被转化为美学问题罢了。希尼说：“没有任何可以解决生命问题。但是，罗伯特·弗洛斯特( Robert Frost)曾对一首诗作出奇妙的界定：他称之为「有那么一刻止住了混乱」（a momentary stay against confusion）。「止住」(stay)意味着某种障碍物，它只是片刻的，但绝不逊于留下一个位置，为那一刻提供某种秩序。整个艺术(事业)就是某种留住的行动，是精神的小小胜利。”作家的良心是艺术家的良心，作家的责任是对作品负责。
    正当我在自己的辅路上开着叙述之车没命地奔跑时，张枣向我抛掷了一枚石子，这让我注意到他在向东的路上的作为，或者他在另一条辅路上说话，我们一左一右，隔着这一条向东的路。张枣说，说话的困难就是生存的困难。他提到语言转向，提到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后者说：“语言就是治疗。”（Talking is curing）。前者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他一再提到海德格尔，这引起我孤僻的兴趣，据说此公在黑森林的小木屋颇受其国人冷落，张枣旅居德国多年，不知他去寻访过没有？
    这又是我在辅道上的瞎想，是伪叙述，我并没有机会向他求证。张枣大胆的说，作家会把自己说话的困难等同于社会的困难、大众的困难、生存的苦难。我在辅路上想到郁达夫，他把个人生活的性和国运联系在一起。张枣提请同学们注意鲁迅对“声”的希冀，对不能发声、无声的苦恼。但是研究生似乎有理解的困难，应者寥寥，几个站起来的人表白了困惑。他们习惯于一种粗俗社会学的批评，这种批评方式过分依靠作家自传材料，忽略了文本分析，而且常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断语僭越具体阅读和审美实践。在这里，文本分析、新批评或结构主义诗学被浅薄的污蔑为形式主义，使得凡真正的美学家不得不以形式主义自许。比如张柠在《飞翔的蝙蝠》中说：“文学史就是形式史！有人会因此职责你搞形式主义。如果不想对牛弹琴，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
    张枣对现代主义、现代性进行一些补充介绍。他提到歌德在谈话录中对象征和寓言的划分。他讲台上应该有本德文著作吧，他说让我翻译给你们听，他说象征具有“阐释的不可抵达性”，而寓言就是比喻。此时我在辅路上想起本雅明对寓言的深化，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他使用几个词来描述现代诗歌：城市、后工业、分裂。他提到词与物。他提到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在所有的事物当中沉睡着一支歌，等待着被词语唤醒，大意如此。在这个时候，张枣表露出了他诗人本色，热情洋溢。同时他也是真正的学者。出乎我意料，作为纯诗修习者，他却能在鲁迅的文本里找到认同。他提到以打油诗嘲笑徐志摩的鲁迅，徐是位过于感伤、有点小资情调的诗人，张枣提请大家注意，徐虽然生活方式现代但实际并不够现代，鲁迅却恰恰相反。鲁迅是现代诗歌、现代性之父。他提到经历婚外恋的鲁迅。匕首枕在枕下睡觉的鲁迅。同时写作《野草》和杂文的鲁迅。逃难到广州的鲁迅。他描述了一个发声困难而又偏要发声的鲁迅。但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他让学生分节朗诵《秋夜》，并进行细读工作。天空是冷漠的实体，无声的恐怖。但鲁迅却怀想着跳舞的词语，“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一冷一暖两种色调的对比，显现出鲁迅“欲回天地春”的努力。这呼应了那位德国诗人的诗。就在这里，我看到张枣的魅力。我预感到他要还原，甚或创造出一个唯美主义的鲁迅，至少，是还一个写作者本来面目，至少，是在鲁迅的《野草》中。
    叫不出名字，这是诗人的紧张处境。《秋夜》中很多张枣说的“声”、“无声”。他多次提请大家注意鲁迅对个体发声的重视。张枣进而把发声解释为符号，实际上扩展了声音的内容。天空、枣树、星星的冷眼是一类事物，瘦的诗人、栀子花、蜜蜂、小青虫是另一类事物。沉寂无言的天宇对人抱着敌意吗？而枣树却直刺天空，使月亮窘得发白，枣树是生殖力的象征。“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而撞在玻璃灯罩上的虫子，让我“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做结构主义分析。张枣说他还在鲁迅生活里和创作里找到不少“口实”，但他忘了提这一句话，“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张枣对《野草》的分析是一种创造心理学，一种创造哲学。也只有一个诗人学者，才会极力去返求于作者，求证于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张枣让我看到诗人的睿智、激情和才情。在讲课当中，他摇动上身，说：“我是多么喜欢这一只恶鸟啊！”一边学着恶鸟的样子，模拟发声：“呱呱呱……”鲁迅写道：“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立即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张枣在表面上，似乎与他的同行耿占春想法相反，耿占春留意在文本和产生文本的社会学语境之间进行沟通。《作为自传的昌耀诗歌——抒情作品的社会学分析》是他这方面的力作：“‘抒情的主体’在文学的交流体系中具有某种社会伦理功能；一个诗人的抒情自我是一个在语言中逐步被构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作为一个自觉的社会学批评过程被加以认知。而诗歌文本的语言同样处在各种社会语言的谱系之中，诗歌的语言既是对各种社会语言的一种偏离，也是一个对话与论争，诗歌语言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符号学’”。其实在张枣那里，我也听到某种隐微的宏大命意，不过是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无论毛泽东、鲁迅等等什么人的写作都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写作的问题就是生存的问题，当然，在课堂上他不及多说。诗是“从存在的深渊里发出的呼喊”，但另一方面，诗这种“带翅膀的轻盈之物”看起来又决非尘世之物。诗既受到来自理念界的无量蛊惑，又面临社会学性质的焦灼处境。对诗的有效阐释，除了要有敏锐的艺术知觉，还要有通达的社会视野。既能做文本分析，也能做意识形态批评，当然这里包含着批评的批评。这让我想起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的批评总是显出总体性的威力，在这个崇尚碎片的时代显示了总体性的可能。当然这种总体性建立在对文本艺术性的自觉把握之上。比如他对关于鲁迅、关于第三世界文学“民族寓言”的论述。
    其间，我在辅路上走到了哪里？是的，张枣中断了叙事，他用手指把粉笔掐成两截。太闷了，教室里。推开窗玻璃。打开门。第一节下课了。我走出去舒展身子，这一段时间不属于叙述，而应属于抒情。德里达：“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现在，我就从文本里逃逸了出来。我到了一个幽深的廊道里，一扇不起眼的门，门眉挂着2教室的小牌子，像叙述碰到了意外。海德格尔说，通向存在之源的路途已被忘却。我想起一些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诗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之中。”张枣的诗也在语言实验后，却呈典雅、清朗蕴藉之态，有馥郁的香气。《镜中》在平易中流露出人性的羞怯：“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姨》返观了一种青春期男孩的情结：“多年以后，妈妈照过的镜子仍未破碎 而姨，就是镜子的妹妹”。但他后来写下的诗仍需认识，有待于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