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池外有轻雷
        ——李商隐
                                             
    阅读就是谋杀；我不喜欢
    孤独的人读我，那焦灼的
    呼吸令我生厌；他们揪起
    书，就像揪起自己的器官

    无疑，今天张枣课上作陈述的女生有了十五分钟的孤独。为了佐证自己不孤独，她先后引证了苏雪林、朱湘、蓝棣之等人对闻一多的评论。此时的张枣就是一个谋杀孤独者的帮凶：偶尔皱眉，又点头，发出嗯嗯声。当然，你可以理解为认可、赞同或沉思时一种奇快的姿势。当然，更实际的说法是：一种迷恋于顺畅的惯性，不时的插话，“……朱湘的批评最不留情面……这个说法有意思……”，抚平女生因紧张而扯起的陈述的褶皱。不过，十五分钟本身已经限制了这是一次走马观花。站起的张枣仍然是点头赞许，并用掌声把女生送下讲台，她留下了寻找闻一多的几个路标：文、累、晦、怪；诗人、学者、战士；波德莱尔，化丑为美；三美，象征主义。
    该张枣了。我拿出准备好的一篇英文评论：作为流放者的闻一多。“我只得闯进缜密的黑暗，/犁着我的道路往前走。”其实这次课我们也是闯进一个缜密的诗人。张枣的犁一下子分开了闻一多身上的两个端点：闻一多越讲自己是个唯美主义者，就同时越讲自己是个很爱国的人。是的，他是个像“星儿”一样的诗人，“总不若灯烛那样有用—— /还要照着世界做工，不仅是好看”。这种境地同样发生在许多中国现代诗人身上：一边是对缪斯难以割舍的铮铮誓言，一边又要伊不爱红妆爱武妆，最终把语言简练成传声筒和标语口号。连伟大的鲁迅也难以熬过这种折磨，写完内省的《野草》后，批量赶制出数量惊人的投枪与匕首——一句话，杂文更适于短兵相接。还有的人干脆走向街头，把语言装扮成革命的暴徒，杀身成仁，杀语言成就义诗。作为一个纯诗写作者，张枣的解释一点也不偏激：“诗歌无疑是语言的美，但美是要负责任的。布莱希特说，一个伟大的作家，不管多么唯美，同情心是去不掉的。毫无疑问，闻一多是个唯美主义者。比如……”。闻一多对生活的美学化、社会责任的美学化、和富有唯美倾向的《红烛》等。学院派的条分缕析和客观冷静。沙沙的笔记声。我却在静静等待一次表演：我熟捻留美时闻一多的生活，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敌视，不太流利的口语，交往的障碍。果然，学者张枣突然成了诗人张枣。“留美时的闻一多爱着奇装异服，这样……”。他开始比划，在深绿色的毛衣上空抓了两下，竖起想象中的衣领。身体晃动，美国街头的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的迷恋者，一个来自古老中国的抒情诗人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的不合时宜。讲台下，奇装异服者已经做满教室。当然，更多的人是在心里或在脸上完成了对闻一多的艳羡。我开始暗自后悔，因为一次预感的准时到达，让我少了几分有趣的惊讶，对闻一多，也对我们的表演者。

    别怕，这是夜，陌生的事物进入
    我们，铸造我们。枯娥紧揪着光
    作最后的祷告。生死突然交触，
    我听见娥们迷醉的舌头品尝

    “但是，”美学化闻一多的表演者突然挡住了我的思路，“闻一多并没有完全理解真正的唯美主义！”我一激灵，唯美主义，当然是以美作为单一取向的艺术观念。“很多人理解的唯美主义是望文生义，唯美主义的实质是一种对艺术的独立要求，让艺术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与闻一多的爱国并没有冲突。”康德、佩特、罗斯金、戈蒂耶、王尔德。又是一次误读！我突然想起历史学家在叙述西学东渐时的兴奋，为思潮流派的花样繁多和古老中国的惊人胃口。殊不知，我们有时在慌乱中连同包装的锡纸一同吞下，更糟糕的情形是，因为相关语境的缺失或难以言述的“需要”有意无意抛掉食品，消化锡纸，炫耀商标，并根据原产地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派系。这样一来，几十年来，分食《红烛》和《死水》的人喂食给人们的岂不是一嘴沙子我一直觉得，相对于外来诗歌和文化资源的带给新诗近百年的惠赠和滋养，本土几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更像是一个被尘封起来的巨大秘密，我们知道这里存货丰富琳琅满目，可是有一部分人要么是回过头漠然处之，要么是茫茫然不知从何下口。幸运的是，新诗在起点处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乏曲折却具有重要意义的参照：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诗人曾付出的艰辛和还算充实的收获，即便是有些人的探索只是触摸到了语言试验的边界，但足以令每一个后来者肃然起敬。我想，任何一个试图到更遥远的田地里收割的诗人都不会忽略这样的讨教。但是，如果这种解读一开始就剑走偏锋，当下的写作就会好像总是从零开始。闻一多的意义如何界定？一本短短的中国现代诗歌史，到底有多少这样可怕的误读？甚至这是一个对中国现当代诗歌传统序列的再厘定。“但是闻一多把这种写作处境主题化，他的作品中有两个我，也是作品的结构基础，并用lyric I表现在作品中。正是这种不和谐对称，使闻一多的作品中有了一种独特的paradox speaking。”

    某个无限的开阔。突然的散步，
    它们轻呼：“向这边，向这边，不左
    不右，非前非后，而是这边，怕不？”

    “来看《口供》。”站起朗读的同学抑扬顿挫，颇有些功力，马上跟进的是张枣湘味的《口供》。更准确是吟咏。肌质的分析。“‘记得我的粮食是一口苦茶’，清苦的读书人！清苦的诗人！”我竟有些好笑，现在的张枣似乎并不怎么清苦，博士、教授、黄河学者、发福的身体，但完全无视“生活的经济学已达到极限”（柏桦）又似乎把对美学的坚持当成了一种制作圣像的石料，诗人的肉身同样需要温暖的社会学的给养。又有多少人误解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我保证做人民的敌人，尽力向他们提出有害的劝告”。强烈的个人精英意识和写作对抗哲学同时也可能是美学的安全通道。简言之，即使是写作“蚂蚁般的思想垃圾桶里爬”，也同样可以成为一首“迷人”的诗。
    “再看《静夜》。”入选教材的荣光，使《静夜》成为闻一多诗作中最有名的一首，现在看来，也同样堆积了阐释者最多的尸首。教室里的人开始有了一试身手的冲动：轻轻拨开那些僵硬的手臂，搬开执拗在静夜中的政治学的大腿，并动手把陷于内战的胶片涂上美学的水粉。

    只要不怕，你就是天使。快松开
    自己，扔在路旁，更纯粹地向前。
    别怕，这是风。铭记这浩大天籁。

    而张枣则被“要好的茶杯贞女一样洁白”绊倒。于是济慈。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深深地影响了闻一多和其他写作者。而真（truth）在西方的诗学传统中指的是形而上学的、超验的真，远遁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独立于感觉世界之外，是感觉世界的原型或理想，也同时意味着即使诗人像“拿一面镜子四方八面地旋转”，“都只得到影响，并不曾抓住真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告发了诗人：“监督诗人们，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做诗”。换句话说，西方诗学认为的现实仅是对真的抄袭，远不是真本身，而中国的一元论思考，把真当作对人伦的求证，这样误读后的真美之辨就简化为：凡有真在处，皆难歌美词。

    人长久地注视它。那么，它
    是什么？它是神，那么，神
    是否就是它？若它是神，
    那么神便远远不是它；

    我翻了翻《红烛》。那里有剑匣般华美的李白，爱与美的雨夜，要做艺术的忠臣的青春和充满玄思的孤雁，它们飞到静夜里，全部被闻一多置换成“幸福”，并与“炮声”一起拉扯着诗人的灵魂拔河。只是并不如某些论者所写，仅是对爱国的书写，其实是对闻一多词语工作室的惊扰。受震荡的是闻一多的良心，他写下的，却是这良心摆幅的语词轨迹。

    像光明稀释于光的本身，
    那个它，以神的身份显现，
    已经太薄弱，太苦，太局限。
    它是神：怎样的一个过程！

    绝唱有两个含义，一是最好的作品，二是最好的作品。这两种解释完全可以并行于闻一多的《奇迹》，这也是张枣让重点读《奇迹》的原因。叶维廉先生持“补足说”：“除了流露了闻一多在贫乏时代里对诗的艺术的追迹之外，还显示了‘认同危机’的另一个层面。像流放在外的人（这包括屈原、杜甫在内），面临文化的冲击，一时无法肯定眼前世界的完整，便设法用内心的世界（对诗人来说，用文字创造的一个世界）来驾驭及补足外在世界的贫乏”。 而张枣要解释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而不是闻一多在丑里经营的美，因为这才是一个诗人的本分。“只有在赞美的领域才悲哀”，我咕哝了一句耿占春先生的话。
    张枣认可的笑，惯性的点头，我竟被这笑温暖起来。这时才发觉教室里曾对诗歌有意无意的冷漠被赶到了教室外面，下雪了，争辩声纷纷到教室里避寒。“我认为《大鼓师》也颇有意味，”这是我被怂恿后的发言：从元诗的角度看，抒情我在《大鼓师》里就是一个歌唱者，他在外每天享用语言的盛宴，可回到家里，却有了“真说不出的心慌”，因为他无法唱“咱们自己的歌”，面对语言危机，大鼓师采用了变换语言节奏的方式，把大鼓换成了三弦，果然有了些许改观。闻一多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出于对个人存在的关怀和对历史重负的主动承担，由最初的唯美的《红烛》变成了化丑为美的《死水》，同样也是一种语言策略上的考虑，可是大鼓师并没有就此缓解危机，“只让我这样呆望着你，娘子；/你窗外的寒蕉望着月亮，/让我只在静默中赞美你，/可是总想不出什么歌来唱”。闻一多也想赞美，做一个爱与美的领受奇迹的诗人，可是对唯美主义的误读，让他时常经受失语的困境。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能歌唱，即使“我载着风涛，日暮归来”，却无法辨识“谁是我的家？谁是我的归宿？”。失去了语言，或曰歌唱，就是对闻一多，或曰诗人，失去了存在的家。
    18点整。下课。陪张枣出教楼。
    一辆自行车躺倒在雪地里。词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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