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相遇及其激励

    我最初翻译策兰是在1991年秋冬。那仍是一个荒凉、严酷的年代。
    那时在中国大陆，策兰的诗只有少许三、四首被译成中文 ；在中国诗歌界和翻译界，也几乎无人提到策兰这个名字。
    我有幸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图书馆借到一本企鹅版策兰诗选 ，英译者为英籍德裔诗人、翻译家米歇尔•汉伯格。这是我与策兰的第一次真正的相遇，我完全被他的诗和命运吸引住了。当然，最初我并没有翻译的想法，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必须去译，只有这样我才能切身进入到策兰的语言的血肉之中。于是我从中译了二、三十首策兰的诗，并请社科院外文所研究里尔克的学者李永平指正（他是冯至先生带的德语文学博士），他看后这样带话来：“我没想到策兰居然可以翻译成中文，而且译得是这样好！” 
    这样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但我并没有公开发表这些译作的念头（除了发在当时的民间诗刊《九十年代》上以及后来被洛夫先生发在他主编的《创世纪》诗刊上）。我只是深感庆幸，感到被激励、被照亮，感到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可以用我的一生来读的诗人——而这就是一切。1991年冬，在去国前夕，我还抽空写了一篇译后记《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 ，其中我这样写到：“我深感自己笔力不达，但是，当我全身心进入并蒙受诗人所创造的黑暗时，我渐渐感到了从死者那里递过来的灯。”
    正是这些“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照亮了我此后在异国他乡的日子。1992年初到伦敦后不久，我就买下了企鹅版策兰诗选，它和叶芝、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米沃什、维特根斯坦、卡内蒂以及我随身携带的杜甫等等一起，构成了我的“钟的秘密心脏”（这是我在那时翻译的卡内蒂的一部格言片断集）。也可以说，在那些日子里，我没有别的，正是他们，构成了我的“全部的苦难和光荣”。
    那么，是策兰的一些什么在激励着我呢？对我来说，倒不是他的《死亡赋格》，而是他那些不被一般读者注意的中晚期诗如《在下面》、《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我仍可以看你》等等，给了我以更内在的撼动。从这些诗中所体现的那种罕见的对苦难内心和语言内核的抵达，那种对一个诗人命运的承担，那种从词语间显现的“痛苦的精确性”，都深深地激励着我。在伦敦期间，我曾就《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一诗写过文章 ，现在我们来看这首诗： 

    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
    你打开房子，在那里面
    缄默的雪花飞舞。
    你总是在挑选着钥匙
    靠着血，那涌出你的眼
    嘴或耳朵的血。

    你变换着钥匙，变换着词，
    它可以随着雪片飞舞。
    而怎样结成词团，
    靠这漠然拒绝你的风。
 
    “词”的艰难形成与冰雪的暴力、顶风而行的诗人与语言的结晶——对我来说，这同样是“二十世纪最不可磨灭的一首诗” 。那从艰难困苦中产生的语言之力久久地拍打着我。的确，从诗学的意义上，这甚至是一个比《死亡赋格》更为深刻和艰巨的起点。
    正是这样的诗对我产生了持久的激励。以上所引为该诗的第二译稿。去年，我又重译了这首诗（这一稿也很难说就是“定稿”）。我想这就是伟大诗歌的标志，它不仅构成了翻译的难度，也在召唤我们不断地去译。而不管怎么译，它都使我深深激动。在我1991年初次译这首诗时，我就感到它在等着我。今天重译，仍感到它在等着我。的确，它对我来说，已构成了“一种命运”。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译策兰。一位法国年轻哲学家曾说通过阅读海德格尔，他意识到荷尔德林“是一种命运” 。的确，如同荷尔德林，如同我们自己的杜甫，策兰“是一种命运”，在读译他的诗时，在进入他那充满沉默、痛苦和断裂的词语中时，我比读其他任何诗人都更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命运发生了”。

    二、《保罗•策兰诗文选》的翻译和出版

    90年代以来，策兰的诗渐渐受到更多的中国诗人和读者的关注。正因为这些诗人朋友和读者的期待——他们期待读到策兰更多的诗，当然，更因为我自己的需要，1997至1998年我在德国斯图加特Akademie Schloss Solitude做驻会作家期间，我又开始了翻译策兰。
    那时我主要翻译了策兰的长诗《紧缩》和一批短诗。除了汉伯格的译本外，我又有了策兰的诗集《换气》（Atemwende）的英译本。《换气》于1967年出版，共收入诗80首，策兰生前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这是他迄今写下的最有诗意、同时也是最难理解的一部诗集。它的问世，把策兰的后期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令人惊异的境地。
    的确，这是“最难理解”的一部诗集，迄今我仍不敢说我读懂了它的每一首诗，我想这对我或其他任何读者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但这又的确是“最有诗意”、并且在我看来是策兰最好的一部诗集。当然，这里的“诗意”绝不是那种已成俗套的诗意，恰恰是策兰以罕见的艺术勇气“去诗意化”后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诗与思。如《换气》的第一首诗即开篇诗《你可以》： 

    你可以充满信心地
    用雪来款待我：
    每当我与桑树并肩
    缓缓穿过夏季，
    它最嫩的叶片
    尖叫。

    这里“款待”（bewirten）一词的运用真是让人想不到，它一下子就为我们打开了某种天启般的境界。不过，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以礼物馈赠的冬天式的宁静吗？或者，如迦达默尔所读解的那样，它是那种“以真正的仁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大量言词后的沉默”吗？甚或，这意味着对死亡的接受？
    没有回答，也没有任何定论。这就是策兰的“雪的款待”。似乎他写作，就是为了进入到词语的“沉默”中，或者说，为了让沉默本身对我们讲话。
    这样的诗，自然非常难译（相对而言，《你可以》还是《换气》中“最好译”的一首诗）。我不敢说我就能胜任，更不敢说我译出的就是“德语中的策兰”，我所能做的是尽力译出我心目中的策兰。这真是一场黑暗中的全然不辨身影和面容的对话。这样的翻译，正如策兰自己的诗所说：“我们交换着黑暗的词”。（《花冠》） 
    好在《换气》的译者、美国诗人Pierre Joris，我认为他比其他英译者更好地把握了策兰后期诗歌的精髓。他的长篇译序、忠实精确的翻译以及译注，都帮助了我更深入地触及到策兰的“言说之根”。
    也正是为了更接近“德语中的策兰”，我需要一位德文合作者。在斯图加特期间，我认识了移居德国的中国翻译家芮虎先生。芮虎先生已译过一些德国诗，更重要的是，在多年的漂泊生涯后他依然保持了对诗的敏感和热爱。我们常在一起讨论，我们的合作也愈来愈默契。他依据德文原诗对我的译文所做的校正和改动，有些我虽然也感到有点可惜，但我想我应多听他的意见，因为我知道我所依据的英译本在许多地方对原诗并不是完全忠实的，甚至还有一些错译。因此我大致上接受了这些改动，虽然这样做使我们的译文在语感上不够统一，有些改动也破坏了原译的节奏。但我想这是为了“忠实”和“准确”所做出的牺牲。自最初翻译策兰以来，我都要求自己尽可能地“忠实”，绝不妄自“润色”或试图使它变得“流畅”，因为我知道策兰是一位宁肯牺牲自己的“可读性”也绝不在艺术上做出任何妥协的诗人。甚至可以说，他那深刻的存在意识和高度的个人独创性往往就体现在他的艰涩、破碎和“不堪卒读”里。 
    2001年夏，著名出版策划人楚尘先生到北京找到我，他知道我翻译策兰，主动提出要出版，我同意了（我本来并没有出版的想法，因为我还想对这些译文再“磨一磨”并尽量多译一些）。在与德国方面联系好版权事宜后，我和芮虎翻译的《保罗•策兰诗文选》作为“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之一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7月正式出版，收有100余首诗和策兰最主要的散文、获奖演说辞、书信以及作品中德文对照索引、译序及译后记等。
    这是策兰第一部译成中文的作品集。从各方面看，它出版后受到了关注和欢迎，5000册很快全部售完（这次来我也知道了，它在台北也曾有销售），是这套诗歌译丛中最受欢迎的其中一本。
    对此我也感到惊讶，怎么会呢？策兰可是一位极其艰涩的只为“无限的少数人”写作的诗人呀。但后来我了解到更多，我看到许多读者在网上热烈地谈论策兰，许多很优秀的诗人（比如多多）也告诉我他们把这本《保罗•策兰诗文选》读了无数遍。还有一个年轻诗人寄来一本诗集，我一看，完全是对策兰的模仿。虽然这种模仿显得幼稚，但我也明白了一点：继里尔克之后，策兰对中国诗人的写作也开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了。
    只是我知道这部译作并不理想。它的出版，反而更加使我体会到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了。我曾对一个随身带着它读的诗人朋友讲“那里面只有三分之一（译作）我比较满意”。它只是一部抛砖引玉之作，也肯定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有可能，我们以后真想出一本修订、扩大本。
    《保罗•策兰诗文选》出版后，应《书城》杂志之约，我写了一篇《绝望下的希望》 ，主要谈策兰的后期诗及其命运。纵然策兰已成为里尔克后最知名的德语诗人，甚至被人称为“我们时代的荷尔德林”（内莉•萨克斯语），但这样的诗人其实只能得到“部分理解”，更多的时候是误解，甚或无人去理解。按策兰自己的说法，它不过是一种“绝望的对话”或“瓶中的信息”罢了：“它可能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被冲上陆地，也许是心灵的陆地”。 
    这就是我所说的“绝望下的希望”。的确，从这种意义上，策兰已成为诗歌的命运在现时代的某种象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