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世斌的诗有一种异样的沉重。所谓异样并不是指表现苦难生活，而是说他的诗中意象突兀峻切和光谱厚重冷调所体现出的心灵坡度。“倒槐远在意料之外/抵达树的本质。当我/第二次看望倒槐/槐叶已经落尽。在宾馆/阴暗的玻璃上，尖细的枝条/如无数饥饿的鹰垂下爪”（倾听与言说——倒槐）。倒槐是一棵颠倒的树。世俗醉心于它因颠倒而美丽，诗人却看到了它美丽中的致命。“那又一群河鸥从远水上飘来/这景象真令人触目惊心/登舟之前，一只河龟爬上河岸/回来的路上，它已不知去向”（倾听与言说——一只白鸥拖起一条河流）。这里本来很有禅意了，飘逸的古老精灵却因了触目惊心的景象骤然下切，从而具有一种超越的力度。这是诗人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对灵魂对抗性和资源性的双重挑战，注定了叶世斌要做艰难跋涉的歌者。“我在江南的/大地上行走，像一根瓜藤/在一大片被阳光和绿荫/覆盖的瓜田漫游……我在五月的江南游走/把自己的痛苦踩得/像江南的皮肤一样铁青”（在途中——我在五月的江南游走）。这也许是诗人的宿命。花朵不是为春天而开放，花朵开了，春天也就来了。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思念故乡。其实这并不重要。我想说的是人类的归属意识和归属方式。“事实上/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今晚，门开着等谁和风/一起归来？是谁带伤的/跛足把阶石踩痛”（在途中——我们都从故居的石阶上走来）。“他的家住在竹林深处/他母亲把白土路扫得像条布/一样干净……他看到他的情人/在高大的草堆旁举着灯迎候他/这灯光仿佛更深的醉意/笼罩他，又亮得他不知所措”（在途中——醉汉回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本来就古老而缥缈的命题，在现代人感性和迁移不定的自我体验中早已释放。快节奏的生活在满足自我的同时也取消了自我，现代环境和现代体验切断了几乎所有地理、种族特性、国籍、宗教和意识形态等等人们赖以建立基本信任和安全的从属关系和认同依据，将人们抛入无休止的解体与更新、争斗与对立含混不清的大漩涡中，更耐人寻味的是许多人还在这大漩涡中找到了家的感觉，享受着无“家”之乐。叶世斌却在品味着无“家”之苦。他似乎一直在努力寻找同往昔建立某种关系的方式，以便在灾难来临时给人们送上一枝橄榄或者放出一只鸽子。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大多数人快乐，很少一部分人受难。耶稣只有一个，释迦也只有一个。如果大多数人受难，世界末日也就要到了；如果没有人受难，生活就失去了分量。“当我们失去一切以后/要么变鬼，要么成神……苦难的神！今夜我的庙门/响动，我头不敢抬”（在途中——有一种白耀眼得使人羞惭）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也是诗人的宿命了。所有的痛苦都有根。快乐是苦难的根，无是有的根。现代精神生活的平面化趋势愈演愈烈，精神生态链的断裂在所难免。精神生态链的断裂极易窒息诗人的存在。在叶世斌的有些诗作里，已经现出无可奈何的窘困和悲哀。我不敢想象他还能坚持多久，到底能走多远。

　　希望奇迹能出现。

　　《倾听与言说》、《在途中》　叶世斌著　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