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是对深阔而嘈杂、富有生命力的底层空间的指称。它与大地处在不同的层面上，但大地性肯定涵盖并支撑了民间性。从另一个角度看，民间是与官方、庙堂相对的一个概念，它具有更大的外延性、包容性和再生性。值得警惕的是，官方或庙堂也离不开民间：一方面对民间进行监视与打压，另一方面对民间资源进行阉割式利用，例如，一九三四年高尔基催促作家们以民间传说为样板来塑造官方的英雄人物，让民间在政治修辞学中扮演重要角色。二十年后，中国也掀起了大规模的民歌运动，以伪民间煽起人民的激情来为大跃进的政治狂热升温。到了九十年代，中国诗坛出现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显然，这里的“民间写作”并不具有真正的民间性，而是口语化写作对民间的篡夺和曲解。因此，我们必须看到民间具有的双重性：既藏污纳垢又蕴精含英，既媚俗平庸又深厚博大，既是异已思想滋生的温床也是化解反叛接受招安的酒馆，既是保藏历史真实和文化根脉的沃土也可能成为消解精英文化的泥塘。

       进一步辨析便可发现，民间与民间性存在着差异，后者是指非体制、非主流、非精英的边缘文化形态所滋生、寄存与蓬勃的精神空间，它是不可驯服的、反抗的和不断更新的力量。有一些在后世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它产生之初却是民间性话语，比如老子、庄子和苏格拉底、柏拉图当时都是在野的、民间的。然而，人们已忘记了这些思想产生于民间的原初语境。我们看到，无论是但丁、关汉卿、莎士比亚，还是塞万提斯、曹雪芹和吴敬梓，都与民间源头保持着更紧密、更本质的联系，并从野草般的大量野史、民谣、方言、俚语、谚语、顺口溜、习惯语、札记中收集原生的资源和智慧。民间立场显示了看待世界、存在和灵魂的另一种角度，绝对的非官方、非教会和非国家的角度；可以说，它在整个官方的、教会的和国家的世界彼岸建立了别种世界和另类生活。民间立场具有一种大海般包容融汇、厚此亦厚彼的广博胸怀，它的精神实质是涵容性和保藏性，承纳了文化生态和思想生态的多元性，将历史信息和思想锋芒深藏在隐晦的文化形式里以作为唤起集体记忆的母体，因而民间精神和民间审美价值既是对一元化文化形态和专制文化权力的疏离，也是对文学史进化论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意识形态法则的拒斥。这意味着广大民间会收留那些没有话语权的落魄的知识分子，进而清洗那种由科举思维和庙堂情结所熏陶出来的板滞眼光，将他们的脚跟挪移到大地的、草民的或异端的立场上来；而同时，另一部分沦落的知识分子精英会将精神火种带到民间来，燃亮暗幽幽的民间并被民间的千佛掌所守护；因为民间并不天然地生成具有独立品质的民间性或民间精神，它有待于思想者的种子和民间土壤的结合。例如，司马迁由宫廷史官转变为伟大史学家的关键，在于李陵事件后他惨遭宫刑促使他的思想和立场转向卑微的民间，以致他评价历史人物的真知灼见超越了专制时代。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小说写作从《沉沦》转向《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曹禺的戏剧写作从《雷雨》伸延到《原野》、《北京人》，都可以感受到民间大地的元气和重力。诗人公刘宣称：“我的诗作，大抵都是些类乎野草的东西，粗粝顽贱，只配扎根于旷野，任风吹雨打，牛啃马踏，自生自灭。”

       说到底，亲近化意味着真正的民间精神和民间立场。如果将荷尔德林与雪莱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荷尔德林发出“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何为”的质问时，已经不再将自己当作启蒙导师、预言家和代言人。一旦站在民间立场上来，这些都显得不再重要了。海德格尔说：“如果里尔克是‘在一贫乏时代的诗人’，那么，唯有他的诗歌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诗人何为？”其时海德格尔已从纳粹之庙堂“沦落”到了民间，可是当他受宠并为专制话语权力效劳时，他会这样反思诗歌命运和诗人之为吗？巴赫金认为，拉伯雷在其后的四百年间，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孤立地位：欧洲资产阶级的艺术创作和意识形态研究沿着几条主要的和人所共知的道路发展，但其中哪一条道路都不可能使我们贴近阿伯雷。浪漫派尽管发现了拉伯雷，但正象他们发现了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一样，并没有真正揭示他。他认为，拉伯雷是民间诙谐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的最伟大的代表者。然而，民间诙谐文化不仅与教会和封建中世纪的官方和严肃文化相抗衡，而且受到在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和美学的条件下形成的一些同它格格不入的诙谐观念的歪曲。在现代，更要警惕将民间性粗暴地划定为现代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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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立场不仅是一种包容旧视界的新视野和远离权力中心的自我中心化，而且在文本和技巧上意味着叙述视角和叙事立场的转变。但我们必须对下述含混的指称加以辨析。

       其一，民间立场和人民立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尽管二者存在某种重合之处，但人民立场显然是一个含糊其辞且极易被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利用的概念：“人民”是一个随着政治潮汐而不断变化外延的指称，它更多的时候是统治者和意识形态变换策略的工具，在一定时期所谓人民立场就是“专制”（即多数人的暴政）的代名词。民间立场恰恰是在剔除这种所谓人民立场后才开始显现的博大品性。当人、世界、万物以及文学面临非其所是的异化状态时，主流文学依然歌舞升平，以“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幸福承诺灌醉它的读者，这意味着文学走向媚权、说谎和堕落了。这时只有极少数写作者坚定地回到民间立场上，对现存的话语秩序和文学秩序提出质疑并担当这种质疑带来的昏暗和风险，以良知和勇气照亮人类最黑暗的角落。这种文学被后人冠以“地下文学”，作者被称作“时代的孤儿”。只有他们默默守护着自由思想的权利。中国朦胧诗和伤痕小说虽然最初发端于民间，但其民间性只局限于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反思，却没有触及民间低层的生存者的生命力和智慧，缺乏来自民间大地更为丰沛的元气。这正是它被后续的写作者迅速突破的原因之一。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及“红高粱家族”系列、张承志的《心灵史》、王安忆的《小鲍庄》、《岗上的世纪》、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活着》等，尽管他们对暴力、非理性和性有着失常的偏好，但能自觉地远离意识形态化的“人民性”的制约，而转向对朴素而广袤的民间大地的探寻与呈现，无疑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进步。

       其次，从民间立场出发的写作与民间文学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指称。民间文学是自生自灭的、原生态的、超时空的集体性的文学形式，蕴含着原始的大地之气和泥沙俱下的浑浊性，它是文学的起源、养料以及可能性。它有一个最值得重视的特征，即强烈地突出与夸大物质的和肉体的因素，借助情色力量来偏离狭隘枯燥的独断主义、官方的审美规范，用集再生和毁灭于一体的大地力量来打破现成性、完整性和单义性的话语统治。从民间立场出发的写作则疏理并汲取民间文学以滋养自己，尤其是它的肉体性和情色性的丰厚养料；更重要的是，它是自觉地追求卓越品质的写作，是带着精神火种来民间寻找柴薪和煤块的写作。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在整个话语时空中逻辑在先地与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构成共时的对峙关系，同时在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地壳运动中构成历时的替换关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中国文学史就不会有被逐于野泽的屈子悲曲和安史之乱后的杜甫哀歌，就不会有元杂剧发端于市井的辉煌和直击官场丑恶和人性糜烂的晚清小说；那“凡有井水饮处都能歌柳词”的长调短吟，那阴阳两界幽萤起舞的《聊斋志异》，那掩藏于百年风雪中的大半部《红楼梦》，无不在言说着民间精神的博大渊深以及火石蕴藏。然而，民间文学除了共时对峙关系之外，还有妥协、迎合、媚俗的一面，这是由民间的两重性所决定的。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是民间表达的重要形式之一，它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讽刺性戏仿。这固然不错，但巴赫金没有看到狂欢化一旦成了固定的大众节日，则完全可能成为一种即兴表演、面具秀和时尚庆典，因为这种除旧布新的相对性并没有任何思想内涵和针对性，连国王和独裁者都乐于参与到这种民间狂欢节之中，便是一个反讽性的证明。在当代，政治支配力量主要不再是传统的政治权威，而是变成了商业意识形态和时尚意识形态。它通过欺骗民间而反对民间，通过将民间“嘉年化”而偷换民间，大众化正是这一策略的顺手工具。

       再次，民间立场并不必然导致平民化和大众化，亲近化跟平民化或大众化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平民化反对贵族化，下里巴人反抗阳春白雪，都具有与民间立场相似的特征，如“他们”诗派主张“口语化”，实践一种现世化和当下化的平民化诗学，与真正的民间立场相距甚远。我们发现，平民化追求平等性和个人性是一个悖论：个人性是为突破平等性而与众不同，而平等性却在同一等高线上拉平或消解个人性，结果同一水平的个人经验却是雷同的、普泛的。平等性对写作权力是好的，但对艺术创新却是有害的。这是平民化和大众化造成大量疑似品或复制品的内在原因。真正的民间立场极为讲究文学的卓越品质和野性力量，它通过质疑与戳穿现世的蒙蔽性使它避免创新即雷同的奇怪陷井，进而向上又向内地导引大众的心理欲求。来自民间性的文学写作首先确立民间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打破一直由政治权力垄断的二元性历史话语。在小说《红高粱》中，一个由“我爷爷”、“我父亲”、“我母亲”、“我奶奶”、“我二奶奶”血缘家族构成并叙述的世界，是那好汉迭出、土匪出没、“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充满血腥味的红高粱世界。这个家族没有合法的身份（爷爷和奶奶并非合法父母，父亲则不过是私生子而已），在礼教与血缘、父亲与孤儿、官与匪之间显示出一种寓言性，礼法的父亲威权被剔除与戏弄，与此同时，基于生命和品性的父子关系得以还原。由这个家族构成的民间最基本的叙述框架以及特有的叙事时态将整一有序的统治者的时间权威解构了，因而那种长期由党派解释的历史图景便消逝在一片原生态的民间烟尘中。在这种文学转变中，那种以一种居高临下式的、一呼百应的启蒙导师和代言人的形象被一个隐于尘世中的洞明者所取代：上帝般无所不能的神性视角转换为约伯般直击世相的散点平角，处置和营构世界的象牙塔式转换为平旷朴拙的广场式，贵族性的激昂华丽的抒情风格转换成皮影性的宽阔谦卑的叙事风格。民间虽然与平民化、大众化具有亲缘性，在真正的民间立场这儿，“文学何为”与“在者何为”是血肉相联的，文学真实的独特品质和野性力量就来源于民间立场和批判精神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