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赫玛托娃漫长的一生中，她经历了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她的创作生涯也大致和一些重大的历史阶段相吻合。这里所谈的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与风格，主要是指她在1909年至1924年这段时期的创作，这一时期的创作构成她独特一生辉煌的开端。

阿赫玛托娃很小就开始写诗，原名叫安娜·戈连科，当十七岁时她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作为诗人的名字：安娜·阿赫玛托娃。她于1910年与著名诗人古米廖夫结婚，这时她已写出了许多诗。1912年，阿赫玛托娃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这些诗写于1909至1912年间，它们如同许多诗人一样最初主要写作情诗。情诗是诗人开始写诗时最容易选择的题材和形式，因为它更符合青春、渴望和幻想，为多数开始写作的诗人所钟爱，似乎也是一条诗人的“林中路”。而《黄昏》中的诗以其清新、具体细节获得了某种卓越的品质，呈现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天赋。对于诗人，谁获得了这种天赋，谁就获得了命运的眷顾。譬如这部诗集中最著名的诗《最后一次相见》前两节这样写道：

心变得那么冰凉，脚步却迈得匆忙。我竟把左手的手套戴在了右手上。我只记得迈下了三步，实际上跨下了许多梯阶！秋在枫树间悄声低语：跟我一起死去！

正如布罗茨基曾评论的：“年轻的阿赫玛托娃一开始就以成熟的调子一鸣惊人。”1910年左右正是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危机的时刻，这时阿赫玛托娃不同凡响的诗歌，使她成为由古米廖夫、曼杰施塔姆等人组成的阿克梅派的重要成员。在杰出的诗人身上我们常会发现，他们那些早期非凡的诗歌总是以清新——清新的感受力、清新的技巧——让读者难以忘怀，而即使是大师，在中年之后这种清新也会渐渐淡去。1910年左右的阿赫玛托娃正是清新而非凡的。

1914年，阿赫玛托娃的第二部诗集《念珠》出版，在它出版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面临爆发，可谓生不逢时。但正如阿赫玛托娃自谦地在《简略的自述》中所说的，“看来，初学写作者的一本小小的爱情抒情诗集应当淹没于世界性的大事之中。时间却做出另外的安排。”《念珠》受到好评，使她成为俄国最受欢迎的诗人，它仅在1916年前就重印了三次。阿赫玛托娃的情诗令人着迷，这时在她的诗中出现了一个坚定的女人形象，比如她在《我把男友送至门厅……》一诗中写道：“我被抛弃了！这真是荒唐的措辞——/难道我是一朵花或者是一张纸？/我不由得冷峻地傲视/窗扉间那面渐渐昏暗下来的镜子。”在一战期间，阿赫玛托娃的创作十分丰富，1917年9月《群飞的白鸟》出版，它像《念珠》一样受到欢迎，在此之前她也得到评论界广泛的赞誉。这部诗集中的情诗仍充满动人的细节和卓越的想象：

我们俩走进教堂，看见祈祷、洗礼、婚娶，我们俩互不相望，走了出来……为什么我们俩没有此举？我们俩来到墓地，坐在雪地上轻轻地叹息，你用木棍画着宫殿，将来我们俩永远住在那里。

阿赫玛托娃也写了关于战争的诗，这拓展了她写作的领域，譬如她的《五月雪》是这样写的：“一层透明的覆盖物/在泛着新绿的草皮上悄悄融化。/残酷而凛冽的春天，/正在扼杀成长中的嫩芽。/四周一片早夭的景象，/以致我不敢向上帝的世界张望。/我心中充满悲伤，大卫王威严地/赋予我的千年悲伤。”这些诗行同时显示出阿赫玛托娃在其他题材上也能像写情诗一样的杰出，从中可以看出未来的《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歌》等不朽诗篇的作者所具有的才能。

在出版前三部诗集之后，阿赫玛托娃又于1921年和1922年先后出版了《车前草》和《耶稣纪元》两部诗集。《耶稣纪元》中，她的“语调的悲剧性”更加鲜明，声音也更加坚定：“我们知道，岁月将作出评价/肯定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小时……/世上没人比我们更豁达，/也没人比我们更傲岸、质朴。”

1924年之前，阿赫玛托娃共出版了五部诗集，虽说后来她也写有著名的长诗，但那些长诗完全可以被视为由她诸多杰出的短诗构成的。可以这样说：阿赫玛托娃堪称是短诗的大师，这一点在早期就十分突出，简洁和戏剧性的风格在早期就已形成，独特的语调和趋向古典形式的技巧，使她最终达到完美的境界。

当然，早期阿赫玛托娃既得到了极大的赞誉，同时也有人提出强烈的质疑，而且此时的质疑被轻易地运用到二战后对她的批判上。但是阿赫玛托娃经受住了苦难和考验，最终，以她那些不朽的诗作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和赞誉，不愧为“俄罗斯的萨福”。（朱永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