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检视百年现代文学经验，历史与文学之间复杂的对话正构成“迷魅”的另一面。古典中国的想象魊域和记忆暗流正不断返回当下，重写一段“被压抑的现代性”。寻求中国文学自身的“剧情主线”已经浮出历史地表，并日益引起文学史家的反思。“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被修正为“借鉴革新”和“继承改良”的双线交汇，文学接受和文化过滤正成为理解现代性进程不可或缺的两面。“另类现代性”、“对抗现代性”、“反思现代性”诸等观念，众声喧哗，遥相呼应，决意要与那“单一的现代性”作一针锋相对，而着力提示“创化传统”的主导性力量。

       以此，文学发展的“外部取向”和“内部选择”都已不能单独构成“解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进路向的利器。“跨越”和“综合”已经成为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关键词。 “失语”的中国，已经开始在传统和现代的会通中重新发声。

一

       我们知道，自汉译英文诗《人生颂》（1）介绍到中国后，中国诗歌就日益与世界诗歌发生联系。虽说彼时之人“翻译那首‘长友诗’的‘用心’是要‘同文远被’，引诱和鼓励外国人来学中国语文，接受中国文化，‘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淘气捣蛋的历史却仿佛一个小孩子，狠狠地捉弄了中国人一把，这些翻译的外国文学反过来把我们给同化了！程度之深，以至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发出了如下感喟：

       亚洲所有的新文学同欧洲文学——同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的关系都比它们同本国旧文学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几年之前当我初步熟悉中国新文学时，我曾经写道，旧中国的文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文学之间有天壤之别，使我们难以相信它们竟是同一个民族的产物。

       的确，现代汉诗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打下了不可磨灭的西方文学影响的烙印，沉淀了厚实的西方诗学资源。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一代又一代中国新诗人差不多把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诗歌艺术的内容、形式、模式，不论是精神层面上的，还是具体的诗艺技巧层面上的，都进行过仿效、移植、吸收并创造性转化。面对西方诗歌文化的中心主义与文化输出，我们在洞开门户的同时毫无顾虑地吞纳着异质文化的影响，承受内外冲击。这一历史进程中，既存在被动接纳的一面，也有主动“拿来主义”的一面；既有受其有形无形影响的一面，也有立足自身主体性上“反影响”的一面，而且后者似乎更为重要。

       围绕这一生成模式与历史事实，国内外诗歌研究界顺其自然地采取了法国学派的方法与精神，“影响研究”也就伴随着现代汉诗的创作历程，程度不一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同学者进行过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一般而言，国内外比较诗学乃至比较文学圈将“法国学派”看成“影响研究”的典范，与“平行研究”、“跨文明”等研究一样，“影响研究”几乎也是与时俱进，结合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在不断发展、更新。虽然它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受到种种非议与挑战，但影响还是相当深远，富有经典意味。就现代诗歌文类而言，不同文化形态生存圈中的诗人个体离不开具体的历史语境，“影响”作为一种精神性现象客观而又广泛存在，虽然作为一种关系显得难以觉察、较为隐晦。概而言之，“影响研究”在理清中外诗歌交流的事实上，在深入探究诗人创作和作品构成的内部机制上，既是目前仍然有力的研究手段，也是揭示西方诗潮在我国引入及衍化的最佳视角。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影响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不断遭受非难和指责。一九五八年九月的教堂山会议是最先也是最具冲击性的一次。这次会议标志着比较文学新领域的开拓，一个全新的流派——“美国学派”、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平行研究”应运而生。他们反对那种“兴趣不在于文学本身，而在于文学的‘外传’”的实证研究法。因为它是在以一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态度处理那些具有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梳理本民族的“文学外贸”关系，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记账”。比较文学的“目的并不在一个民族的学派，而在于一种国际眼光”。“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平行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主张以问题为基础，“以关心文学现象之间的‘文学性’，即以美学探讨作为基本的方法立场，试图在基本无甚具体联系的前提下去讨论某些文学现象之间的歧义和共相，深化我们对于文学的普世意义的理解”。

       本书题记的“外国诗歌在中国”，正应从上述两个视角来看待和处理，即，它不但要考察那些与中国诗人、诗潮发生直接或间接亲缘关系的外国诗人和诗歌，它更要在一种世界意义上寻觅那些具有相似写作风格、主题、结构的异国诗人间的心有灵犀。这也就意味着，本书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文学关系，即一种以平等为前提的“师生对话关系”，一种以对等为基础的“知音酬答关系”。

       应当说，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来探讨中外诗歌关系的论文、论著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汗牛充栋。从事中西诗学比较的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就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审视而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略作归纳：首先从宏观上看，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一直纳入到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系列中，呈现出清晰的历史脉络，自清末王国维始，它们就一直占据相当的分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钱锺书、朱光潜、梁宗岱和宗白华等人的著述，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汉学家和一批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如刘若愚、叶维廉等人的研究便是例证。此外，港台学者如郑树森、周英雄、黄维梁、李达三等人，他们在中西比较诗学框架下，运用“影响/平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国大陆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在经历过漫长的寒潮后，不少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如张隆溪、乐黛云、赵毅衡、饶芃子、曹顺庆等学者便是代表。就专著而言，继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之后，已有不少比较诗学专著引人注目，如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江弱水的《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论丛》等，其中既有宏观理论的比较，也有不同诗人诗派诗潮的影响/平行研究。其次，就具体诗人个体研究的单篇论文来看，则呈现出数量众多、层次丰富、综合性强等特点。至于在文章的相关段落中偶尔言之的则更多，难以统计。总之，在这方面进行的研究，给人的表面印象是研究得已不少了。诸如此类的现象既重复又烦琐，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但是，其中显而易见也有不少盲点与空白，如现代派诗人（这里主要指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诗人）研究多、流派诗潮研究多、研究外语出身的诗人多，相对而言则是当代诗人研究少、深入研究具体个案的少、受不同翻译体影响的诗人研究少；有些甚至是空白，如韩东、李亚伟、杨黎等新时期以来优秀的诗人便是。其次，整体上研究得不够，以前的研究是零星性的，不足成体系，整体感不强。再次，以往的研究宏观的多，也不乏牵强附会的，在具体细读层面上展开不够；方法也较为陈旧，尤其缺乏独异之视角。这一切给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广泛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