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第一次读到《白色花》时的那份惊奇、激动与不安。这种情结一直延续至今，不知何故，觉得不可思议。此书是由绿原、牛汉编的二十人诗歌合集，也即为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七月诗派”主要诗人的作品。这些开始于抗战烽火及解放战争之中的诗歌，这些成长于民族危亡之时的年轻诗人，终究没有被历史湮没，《白色花》的出版，标志着“七月”这一诗歌流派的归来，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1955年掀起的那场“反胡风”运动中，凡与胡风有过关系的“七月”诗人，大多被突如其来的风暴折断了诗的翅膀，止息了吟唱的歌喉。他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纷纷被捕入狱，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直到1980年，这一冤案终于得到平反。而阿垅、方然、芦甸等“七月诗派”的诗人已被迫害致死。

       近十余年来，由于关注“七月诗派”，我有缘得以结识“七月诗派”中的一些诗人，或拜谒晤谈，或鸿雁往返，话题大多离不开诗歌。偶有感悟，发而为文，先后为绿原、牛汉、孙钿、彭燕郊、鲁煤等写过专文。我常想，如果有机会，将尚在世的这些受难的诗人编一个专辑，集中推出他们的作品，表示后人没有忘记他们。正巧《上海诗人》打算增设“诗海钩沉”栏目，嘱我组一个“七月诗派”专辑，这一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五四”以降，我国新诗崛起，流派纷呈，从早期的新月、湖畔一路到稍后的中国诗歌会、九叶诗派，都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进程中，丰富和推动了诗歌作为独立文学样式的多元性。而“七月诗派”的异军突起，为中国新诗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标志着我国现代新诗的日趋成熟。虽然这个流派没有创立的纲领或宣言，但诗人们自觉地团结在民族解放与人民革命的旗帜下，并为之真诚地歌唱与战斗。在创作上，诗人们继承中国新诗的优良传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进行诗美的探求，显示出他们敏锐的思想与凝重的诗情。“七月诗派”的诗人以浓郁的抒情性反映现实社会，贴近时代，讴歌人民，这些难能可贵的诗人品质，是值得今天的诗人们学习与借鉴的。

       “七月诗派”自然是因胡风创办的《七月》杂志而得名。用这一流派的重要诗人绿原先生的一段话来予以概括:“就是从神圣的抗日战争爆发到划时代的一九四九年这段艰苦岁月以内，环绕胡风先生主编的《七月》、《希望》这两个美学立场坚定、创作性格鲜明的大型刊物而形成的一个诗人群体。”胡风除了办《七月》、《希望》杂志以外，还主编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这些刊物与丛书上的作者众多，他们并不都属于这个流派，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作为文学史上称为流派的创作群体，他们的创作应当具有两个方面的同一性:一个是思想倾向的同一性，一个是艺术倾向的同一性。我也发现在《白色花》这个集子的作者中，有的并未在胡风所编的《七月》及相应书刊上刊发过作品，但他们有的在思想倾向与艺术倾向上有同一性，也应该视为“七月诗派”这一文学流派的诗人了。

       后来，读到绿原的《关于〈白色花〉及其序》，使我对《白色花》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文中说:《白色花》“这本合集诚然带有平反的性质，并不能从艺术倾向上完全代表这个流派”，“把这二十位作者约到一起来，本来显而易见，只有一条理由:他们都是‘同案人’；直白地说，这本合集带有平反的性质，并非如一般读者所理解，它是一个流派的选集，证据就是，这里既没有这个流派前期的一些人所共知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收进了一些主客观上都不认为属于这个流派的诗人。不过，即使从平反的角度来看，这个合集也是有缺点的，还有一些同样受过牵连的作者没有请进来，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曾经为《七月诗丛》尽过力而今已经去世的伍禾同志，此外还有今天仍对诗有追求的罗飞同志、林希同志等。”

       由此，我理解到，《白色花》虽是“七月诗派”重要诗人的佳作选，同时，它又并不完全代表这个流派。文学史家当可依据流派的特点，去作更为深入的研究。

       重读《白色花》诗集，令我回忆起两位诗人。罗洛曾任上海作协主席，虽见面不多，然承他在他的诗集《山水情思》上热情题签。他是一位温和且博学的长者。曾卓，我们却是真正只有一面之缘。十年前他与绿原从张家港转道上海，我到虹桥机场接机，为他俩安排出租车，去何满子先生家。他站在绿原旁，我与绿原略谈几句，出租车就来了，竟没有时间与曾卓谈上话，甚为遗憾。然而，他的形象却牢记在我心里。我向虽见过面却已去世的七月诗人罗洛与曾卓表示深深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