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大众诗歌与小众诗歌的隔离与交叉

    2008年的“地震诗”，注定将成为诗歌史中难忘的一页。因为突如其来的地震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诗歌史。“地震诗”是什么？是全中国的诗人不约而同地写同一首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写自己一生中的第一首诗，他们毫无准备地成了从未想做的诗人。诗人的队伍一夜之间不知扩大了多少倍？诗歌的产量一夜之间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简直像奇迹。可惜，这是灾难创造的奇迹。不愧为古老的诗国啊，诗成了全民总动员最快捷的武器之一，仅比地震慢半拍，仅比电视新闻的同期声慢那么几分钟。人类的所有文学、艺术样式，还有哪一项能像诗这样在瞬间产生、完成？而且几乎不用借助更多的工具，只需一台电脑，或只需一张纸一杆笔。毫无组织，全中国的诗人都在自发地写同题诗啊，用不同的风格写同样的感情。虽然，并不是诗，而是灾难，把他们集结到一起。是强制性的灾难，使他们意识到诗乃至诗人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不是他们在写诗啊，是诗在写他们。他们并不愿意写这样的诗，却不得不写。他们宁愿少写几首这样的诗，如果可以换取灾难的不曾发生。
 

    地震诗能传播多远？地震波能传播多远，地震诗能传播得更远。天灾是全人类的敌人，也就必然是诗人的敌人。天灾与人祸（譬如战争），历来是文学描述并抗议的对象，自古至今产生过大量灾难题材的作品，从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浩劫到杜甫的“路有冻死骨”，无不在展示，控诉战乱或灾害对个人的摧残。有时候想想挺没劲的：无灾人祸给文学提供了无穷的素材，虽然诗人作家跟普通大众共同成为受害人，但文学本身却因祸得福成为受益者，即古话所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由此可见，诗人在灾难面前没有权利保持沉默。2008年四川大地震，乃至自发产生的全国性地震诗运动，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是血泪催生的诗歌花朵。唉，历史是残忍的，文学史是残酷的。
 

    面对不宣而战的灾难，诗人没有别的武器，如果不能投笔从戎，也只能举笔为旗了，不管能否感召别人，首先为了抒发自己。在历次重大转折时期，民族危急关头，诗人总是文学中的快迅反应部队，迎难而上，激流勇进。所有文学艺术样式中，诗歌总是最先接受挑战，或者说最先揭竿而起。文学史的悲壮篇章，也大都来自于诗歌的起义，诗人的古老涵义带有预言家、祭司、吹鼓手、代言人的性质。进入后现代之后，诗人究竟进化了还是退化了？这次大地震，同样是对诗歌的考验。诗人并不期望类似的机遇，但灾难不请自来，想躲避也不行啊，除非临战退役。除非做诗歌的逃兵。岂止是诗人无法躲闪，即使作为普通公民，也不该袖手旁观啊。2008年，沉寂多年的诗歌，毫无准备地跟突然爆发的地震打了一场遭遇战。平日里最自由散漫、最没有组织性纪律性的诗人，不管写旧体诗还是写新诗的，写传统风格的还是搞现代派的，立马抄家伙就上了。其中还包括许多从不写诗的圈外人士，譬如我认识的电视主持人田歌，譬如影视演员孙菲菲、赵卓娜等等，也都写诗了，火线加入诗人的队伍。在成为抗震救灾志愿者的同时成为诗歌的志愿者。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么多来自诗坛以外的“志愿者”，仅仅靠有限的专业诗人队伍，不可能出现“自天安门诗歌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民间诗潮”（评论家王干语）。
 

    2008年的“地震诗运动”（如果能算作运动的话），甚至不是专业诗人群体倡导并组织的，不是诗歌界由内向外运作的，而是无数业余选手（姑且称作“诗歌志愿者”吧）掀起的。譬如影响最大的一首诗，毫无疑问是佚名作者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后认定为山东日照青年农民苏善生所作。苏善生这个名字，专业诗人们从未听说过，时势造英雄，他脱颖而出。他会因为“地震诗运动”进入诗歌史吗？《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会成为未来的经典吗？还是留待时间回答吧。近二十年来，诗歌界一直有一项不成文的划分：“官方”与“民间”，或“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但这回专业诗人们该发现了：在所谓“民间”之外还有个更广大、更原始的民间，哪怕它是非专业的民间，毕竟存在着。他们构成“地震诗”或中国诗歌庞大得惊人的塔基。而且，“地震诗”金字塔尖上最闪亮的一颗钻石，《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也是来自民间的，来自所谓“民间写作”之外的民间，来自真正的民间。
 

    “地震诗”经过爆炸式的混乱无序繁殖之外，很快就由专业诗人领风骚了，因为大批专业诗人在不断介入、参予。官方报刊、民间报刊乃至文学网站、诗人博客的共同推动，诗集的编选、朗诵会的举办都在沙里淘金，使“地震诗”（据说有数十万首）的艺术水准不断提升，表现手法日趋多样，语言风格更为丰富，取材角度乃至意蕴由浮泛转向独特，总之，艺术品质由粗糙变得精锐。这就是“地震诗”由非专业化向专业化的演变过程。它还在演变之中。因为灾难造成的影响短期内不可能停止。谁也无法断言：“地震诗”的社会影响及艺术造化明天会变成什么样。
 

    “地震诗”这一概念及其意义，在专业诗歌界（尤其现代诗领域）也有个被逐渐认可的过程。目前来看，大多数专业诗人都参予其中，也有少数写现代诗的，譬如原先第三代诗人运动的旗手韩东，对此持怀疑态度。韩东拒绝写“地震诗”的理由：“大批文人作家不假思索、大言不惭的抒情文字、诗歌的出笼证明了我的担心。此刻他们倒腾着‘二手死亡’，此刻，他们忙于给死亡镶嵌文学金边，赤裸裸的直接的目睹被掩盖在一片滥情的咬文嚼字之中。除了说明他们还活着，活得很积极、很职业甚至专业，又有什么意义呢？”诗人各有志，韩东给同行们泼了一盆凉水。
 

    更年轻一拨的现代诗人，不理这一套，热血沸腾地打破了纯文学、纯诗的清规戒律。以六十年代出生诗人为核心的“中间代”（被诗歌史认可的诗人群体），原先只在圈内著名，在这次“地震诗”运动中逐渐唱了主角，以其专业的技艺与参予时事的艺术态度。伊沙每天都在写，艺术个性十足。侯马写了《抗震手记》，中岛写了《孩子》，安琪写了《佛诞日的废墟》，老巢写了《他们都比我更应该活着》，桑克写了《忧心忡忡的死亡》，周瑟瑟写了《祭亡灵》，大卫写了《最后一课》，凸凹写了《从成都到汶川》，徐江既写诗又作文，赵丽华的“地震诗”在新浪网一夜之间数十万点击率……我也写了，在博客里写了几十首，被《人民日报》、《诗刊》、《星星》、《诗选刊》、《芒种》等数十家报刊选载。还参加中国诗歌学会的“中国诗人抗震救灾志愿采访团”（祁人领队）去四川灾区了。回来后将自己的“地震诗”整合成日记体长诗《地震心灵史》，编入诗集出版。我对“地震诗”是持理解与支持态度的。“地震诗运动”中，青海省副省长吉狄马加写了，获鲁迅文学奖的王久辛写了，第三代诗人宋琳写了，“知识分子写作”的王家新写了，“民间写作”的杨黎写了，“天问”诗歌条约的潘洗尘写了，甚至“下半身诗派”的沈浩波也写了，虽然风格各异，但写得都流露真情……诗歌界的各个流派几乎都写了“地震诗”，哪怕不见得每位作者都认同“地震诗”的概念。毕竟都写了。
 

    许多诗人岂止以写“地震诗”尽责，还以举办声援性朗诵会、编辑诗集与民刊来鼓与呼、来尽心尽力。5月18日，在北京望京“三个贵州人”酒楼，牧野筹办了“我们都是人——在京诗人声援抗震朗诵会”，堪称全国第一台民间诗歌声援会。南京女诗人古筝也以极快速度，编选了《陌生诗刊——震灾诗歌专号》，以省份为栏目，刊发了各省市诗人的“地震诗”，在民刊中做得很有特点……甚至有诗人加入志愿者队伍去灾区劳动（譬如女诗人潇潇报名红十字会成为一线志愿者）。杨克、田禾、春树等诗人也参加中国作协的文艺小分队去灾区采访。
 

    在大灾难面前，诗人只是诗人，恢复了最原始的身份，艺术派别是不存在的。诗人本色正该如此。等到和平时，“再为主义争”吧，再为所谓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而争吧。那时候我们才会有为艺术取向而争论的权利。在大灾难面前，仅仅谈艺术是可耻的，等于空谈，等于清谈。
 

    我很羡慕某些像卡夫卡那样冷静的作家，卡夫卡的某天日记：“上午，德国与波兰开战。下午游泳。”作家可以是冷血的，可诗人天生是热血的，我怎么也做不到对世事的彻底超脱。如果上午发生世界大战，下午我也可能会去游泳，但即使在游泳池里扑腾，也会觉得自己是水兵、是海军呀。也想像《甲午风云》里的邓世昌那样，恨不得撞沉“吉野”……
 

    5月15日，我在新浪博客贴出我的“诗歌倡议书”《大写的人》（后发表在《诗刊》诗传单上）：“抗震救灾，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诗人，你还有一项额外的任务：赶紧写诗吧。让诗成为传单，成为号角，成为警世钟同时也成为止疼药……那似乎也是它遗忘了许久的使命。我不是歌颂灾难，我是歌颂受难的人。在共同的灾难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大写的人’：不仅刷新了平日里的形象，而且强化着自身的素质与抗击打能力。‘大写的人’仿佛一夜之间醒来了。所有的诗人也都应该是‘大写的诗人’。我哀悼遇难者。我也祝福幸存者。铭记苦难，珍惜幸福。诗神也在陪伴我们一起流泪。……”在《文学报》发表《流汗的志愿者流泪的诗人》：每逢国难当头的时候,诗人在精神上总是勇于承担的志愿者,要么以笔为旗,要么投笔从戎,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国破山河在”的年代，诗人们或悲痛或忧患或怒吼，留下许多标炳青史的诗篇。地震之后，“国在山河破”，心中的伤痕累累，我们同样需要自己的杜甫。灾难也是一种战争。四川大地震使我想起抗战，想起那一代诗人在炮火硝烟中写下的抗战诗篇。抗震救灾，诗人何为？“国在山河破，城毁草木稀”，在废墟之上，我不想当李白了，我要向杜甫看齐。最好能成为陆游或辛弃疾……于是热血沸腾地参加中国诗人抗震救灾志愿采访团赴四川,到前线去. 忘掉自己是诗人,而觉得自己已成为抗震救灾这部悲壮史诗的忠实读者.我们目睹了百姓的艰辛,也亲身经历了余震的惊险,胸中装着一部读也读不完,写也写不完的沧桑之书。一个月快过去了，回头看当时颤抖着手写下的文字，依然很激动。或许，我一直就没有也没法变得平静。
 

    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里，除了山水诗、爱情诗、赠别诗、边塞诗、田园诗等等，还有悼亡诗。2008年的“地震诗”大潮中，最细腻最感人的，应该算是悼亡诗吧？生死两茫茫，本身就是对诗歌（不管对作者还是读者）最强烈的震撼。面对那么多瞬间熄灭的生命，面对同胞淋漓的血，诗人，应该把自己的心掏出来，长歌当哭一场吧。没有泪腺的诗人除外。
 可是，有没有泪腺的诗人吗？有冷血的诗人吗？没有泪腺，或者冷血，能成为诗人吗？能算作诗人吗？
 

    在地震面前，诗人们毕竟亮剑了。诗就是他们的心、他们的剑。就是手无寸铁时的武器。就是两袖清风时的给予与捐赠。待到和平时，再化剑为犁吧，再躲进象牙塔吧，再冷眼看世界吧，再去对清风明月移情别恋吧。在这段时间，我们没有沉默的权利。国难当头，诗歌也进入战争的状态。至少我自己，觉得应该做一个“战时的诗人”。哪怕是暂时做一个“战时的诗人”。因为有那么多原本不写诗的中国人，都在做一个“暂时的诗人”。没有谁有禁止他们歌哭的权利。同样，我们也没有权利禁止自己——长歌当哭一场吧。
 

    2008年，国人不歌不哭，诗人不歌不哭，那才是笑话呢。后人会笑话我们的。外人会笑话我们的。外星人会笑话我们的。
 

    2008年，再也没有谁敢笑话诗人。
 

    诗人的形象与天职其实要靠诗人自己来捍卫。
 

    有人会疑问：“地震诗”或“地震诗运动”真能进入诗歌史吗？我的理解是：它肯定会进入诗歌史的！与许多为进入诗歌史而写作、而进入诗歌史的诗人、流派、事件相比，尤其可贵的，它根本就不是为了进入诗歌史而写作的，也不是为了进入诗歌史而进入诗歌史的。
 

    “地震诗运动”不是为了进入诗歌史却必将进入诗歌史，同样的道理，它也不是为了搞运动而自发地成为声势浩大的“诗歌运动”。
 

    因为，中国自《诗经》奠基绵延至今乃至流向未来的几千年诗歌史，将绕不过2008年。而诗歌史2008年这一页，将回避不了“地震诗”。
 

    诗歌史有一位看不见的司马迁，他叫“时间”。时间的记载会忠实于留下鲜明刻痕（其实是伤痕啊）的一切。
 

    伤害造成的诗歌也许不是最理智的，但一定是最疼痛的。伤痕带来的文学也许不是最高贵的，但一定是最难忘的。
 

    “地震诗”，新世纪里的“伤痕文学”。
 

    自天安门诗歌运动及随之而至的“朦胧诗”之后，近二十余年的诗歌一直是小众的诗歌，脱离了大众视野，不仅诗歌作品很难进入大众阅读范围（自杀诗人海子遗作因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而算是例外），诗人在公共领域也失去话语权，形象与地位日趋低下。再无大众文化领域广泛认可的“大诗人”。圈内所谓的“大诗人”都以精英或先锋自命，实则为小国寡民，与大众文化老死不相往来。近二十余年的诗歌史，说到底不过是小众诗歌史。因为大众诗歌空缺。大众写作或阅读的诗歌已休克，已死亡。
 

    “地震诗”无疑已属于大众诗歌。大众诗歌在灾难撞击下醒来了，复活了。哪怕灾害过后它还会继续昏迷，毕竟活过来一次。“地震诗”证明了大众诗歌并不是死火山。
 

    如果“地震诗”不为诗歌史所记载，只能证明这种诗歌史仅仅是小众诗歌史，是诗歌史的小众版本，是“小诗歌史”。只能证明：诗歌史必将有两个版本，大众诗歌的版本，和小众诗歌的版本。“地震诗”属于前者，后者如果态度客观点，也无法将其忽略。
 

    在“小诗歌史”之外，其实还有一部“大诗歌史”，哪怕某些年代会大段大段地空白。“地震诗”即使是一根孤零零的线条，从纸上闪电般划过，也证明了“大诗歌史”或“大写的诗歌史”并未消失：它以空白，证明自己的存在。
 

    诗歌可以不需要大众，没有大众的关注，诗人照样活着，诗歌史依然延续。2008年的“地震诗运动”证明了：大众其实还是需要诗歌的——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时候。
 

    不管属于小众还是大众，作为其整体的人类，还是需要诗歌的。——在任何时候。哪怕仅仅是由小众保留着诗歌的火种，也代表着人类的需要，或人类的一部分需要。小众照样能为诗歌传宗接代——诗歌史有时由大众书写的，更多的时候则是由小众寂寞地书写。那些怀疑“文学死了”或“诗歌死了”的悲观主义者，在这次“地震诗”浪潮面前，被证明他们所下的结论是轻率的。
 

    文学岂只是死而不僵，它死而复活——文学史就是死灰复燃、不断再生的过程。别瞧不起诗歌的星星之火，它出乎你意料的，在外力的击打下成燎原之势。仅仅因为：在外力的击打下，人类有着抒情的需要。无论抒发欢情还是悲情，诗是最快捷、最有感染力的，也是最彻底的。
 

    只要人类存在，诗人就不会像恐龙一样绝种。大喜大悲之时，永远是诗人最先跳起来抢话筒——他们恍然领悟到自身血统里遗忘了很久的古老使命。情不自禁地，他们要歌笑，或者歌哭，连一分钟都无法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