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被认为是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个“先锋”标本，他为当代汉诗贡献的《事件》系列、《零档案》等实验性诗歌曾把他推向汉语诗歌探索的前卫地段。然而，当于坚与他的“先锋”盟友决裂，当他从诗人间的纷争中抽身离去，当他失去话语硝烟的背景，他的诗歌日益呈现出一种平和、沉静的气象，其根系深植于汉语文化的古老传统中。于坚昔日的“先锋”盟友以及追随者，对此发出了指责的声音。而于坚的“体制内”身份（文联编辑），以及他对鲁迅文学奖的“笑纳”也引发了激进“先锋”者的诟病。

　　最近，国内首档个人传媒品牌《怀尧访谈录》敲开了于坚的话语之门，相关长篇访谈见于中国社会新闻杂志。在与吴怀尧的深度对话中，于坚为我们提供了更真切地了解其诗歌与精神处境的契机。

　　现在，我们就借此绕开诗坛的话语硝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于坚为什么不愿扒掉“先锋”的皮。

　　对“口语”诗歌的清算

　　于坚的“他们”盟友韩东的《有关大雁塔》被广泛地认为是当代汉语口语诗的发轫之作，后起的众多口语诗写作者也纷纷声称从于坚那里得到了“口语写作”的滋养。于坚本人也说过，口语“是诗歌的开始之地，诗歌就是从口语开始的”，“口语是诗歌的基础”。无可否认，在“他们”时期，于坚是以口语诗歌写作奠定了自己在诗坛的地位，他“拒绝隐喻”的叫喊至今仍为反对意识形态写作的“口语”诗人所鼓吹。今日的于坚，还是那个自觉践行口语写作的诗人吗？

　　当吴怀尧问及“他们诗群的诗人强调口语写作的重要性，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至今在影响很多人的写作”，于坚却急忙否认，他说“《他们》从来没有强调口语写作。我也没有强调口语写作”。在此我们发现了造成于坚“孤独”处境的原因：正是这种否认，激怒了于坚曾经的口语写作盟友及追随者，并把他推向被指为“背叛”的险境。

　　于坚为什么要与口语写作划清界线呢？早在2003年他与谢有顺的对话中我们就看出了端倪，于坚曾说“事隔二十年，我发现当年备受冷遇、鹤立鸡群的口语诗歌，今天已经是泛滥成灾，很多诗人都以为口语是猎取诗歌声名的终南捷径，把随便什么口水话，分行排列，以为那就是诗，这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是的，于坚是推动口语诗歌“繁荣”的力量之一，但他拒绝为“口水泛滥”的后果负责，因为“口语并不是诗，口语在经过诗人处理之后，有些成了诗，有些只是口语，永远是口语。”因为，写诗只是个人的事情。

　　在《怀尧访谈录》中，于坚引用了他在1989年说过的一段话：“如果我在诗歌中使用了一种语言，那么，绝不是因为它是口语或因为它大巧若拙或别的什么，这仅仅因为它是我于坚自己的语言，是我的将生命灌注其中的有意味的形式”。当“口语”或者“大巧若拙”成就了“于坚体”，于坚已经无须口语的旗帜，因为“我于坚自己的语言”更接近大师的语言。

　　于坚开始了对“口语”诗歌的清算，他成就了“我于坚自己的语言”已经足够。“口语是第一语言，也是诗歌的语言”这类鼓吹“口语”诗歌的理论，就此在大师离去的背影中蒙上了时间的灰尘，以“口语”为立身之本的盟友以及追随着，露出了憎恨的表情。

　　“先锋”已沦为“诗歌正确”的陷阱

　　我们从未被告知“先锋”的准确含义，而“先锋”者的代言却不绝于耳。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场，俨然成为“先锋”者的合唱：余华格非的先锋小说、牟森孟京辉的先锋戏剧、朱大可的先锋批评……实验者的成功案例助长了“先锋”火势的漫延，“先锋”写作者不断涌现，仿佛只要贴上“先锋”的标签，一只脚就踏上了“通往牛逼的道路”。在这场“先锋”运动中，于坚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

　　于坚是作为一个先锋诗人被人熟知的，他早期的试验性诗歌以及话语硝烟，就是“先锋”者的典型道具。于坚甚至曾在“先锋”诗人中呈现出“领袖”的气象，而他今日的写作风格与此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对比。我毫不怀疑于坚后期诗歌的文本价值，并愿意表达自己对其作品“先锋性”之外部分的喜爱，但于坚对“先锋”的暧昧态度我必须给以审视。

　　我们还是通过《怀尧访谈录》打开的话语之门，索解一下于坚心目中的“先锋”吧。

　　在与吴怀尧的对话中，于坚说“魏晋是先锋派，唐却是回到文明的正声”，在此于坚将“先锋”置于“正声”与“大道”的对立面，而他自己的写作的立场恰恰是“大雅久不作”，“再使风俗淳”，是要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可以说，对于坚现在的写作来讲，“先锋”并不重要。在访谈中，于坚也流露出自己的写作对“先锋”的不在乎：于坚说“我的写作就是我的‘致父亲’，我的‘吾从周’”，父亲是于坚非常重视的一个读者，于坚说“他根本不知道二十世纪的先锋派这一套，不知道谁是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但他知道《论语》、杜甫，这就够了”；于坚甚至直言“在时间面前、先锋派、主义、观念、标新立异最终都要失效的，置身于喧嚣中你以为这是存在本身，在时间之流中你会发现这都是过眼云烟”。

　　然而，作为一个曾经“受益”于“先锋”的诗人，于坚又表达出他对“先锋”的留恋不舍：于坚承认自己“一直都是保守主义者”，坚持“常识”，而时代的“反常”、“无常”使他看起来像个所谓的“先锋派”，而实际上，人们已经承认于坚的诗歌正“退”向传统，所谓“先锋派”已是过去时。而今日的于坚还在强调什么是“写作上根本的先锋性”，“我的先锋性”在何处。让人感觉到他在“先锋”面前的矛盾与不安。

　　于坚就是这样，一方面要“为天地立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一方面又对“先锋”的既有价值留恋不舍。透过于坚对“先锋”的暧昧态度，我们发现，先锋写作在繁荣中国当代文学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先锋”已经成为“诗歌正确”的陷阱。在“先锋进化论”的蛊惑下，写作者已经展开了从“下半身”到“垃圾派”的审“丑”竞赛。于坚离开了先锋失真的现场，对此却缺乏直接的指认。

　　当“先锋”成为“诗歌正确”的唯一标准，它对写作者造成的精神错乱和压抑，已经成为当下诗坛的严重疫情。一大批天性灵慧的年轻写作者误入泥淖，在对“先锋”诗人的追随中浪费着青春和才华。对“政治正确”一直警惕在心的于坚，面对“诗歌正确”却没有表现出清晰的态度。于坚自称要道法自然，提倡“吾丧我”的写作态度，在“先锋”泛滥的生态中，我们期望看到他更为明亮的长势。

　　消逝中的“日常经验”

　　在于坚的诗歌中，我们发现琐屑的生活细节竟然散发出明亮的诗性光芒。收回仰望天空的目光，常识性的事物如此明快地进入读者的内心，并引起了滑翔般的喜悦。著名文化批评家何三坡称于坚为“将日常生活提高到哲学境界的诗人”，是的，余一直在低空飞行，“一直试图使诗歌的翅膀回到大地之上”。

　　可是，全球化的工业进程，正在吞噬于坚诗歌中的日常经验。那“黄黄嫩嫩的阳光”、“高蓝的天空”、云南高原上的鸟和树、巫师的咒语……“那些古老的感情、基本的生活，那些植根于经验的象征系统”，当这一切与现代化的进程背向而去，于坚开始感叹“我的写作再没有经验和常识的基础了”。

　　是的，那些与大地紧密联系的生命体验竟然如此脆弱：盐巴的味道不一定再是咸的；鸟的叫声躲进了手机的彩铃里；你在梦醒时分听到的不是鸡鸣，而是闹钟的振动甚或工地的轰响；一觉醒来，你上班的路上会忽然长出粗壮的大树（它们也会在你的另一场梦里忽然消失）……难怪鼓吹现代精神的“先锋”诗人已把这种情感称为“尸气”，并指责于坚是在搞“复古”、“乡村抒情”。我并不关心于坚因此而在写作上遭遇的敌意，他在诗歌题材上遭遇的困境让我目击了更为悲切的人类存在之痛楚：在工业化的疯狂进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与土地（自然）的亲密联系，人类已然成为其创造物的奴隶。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古老智慧正在经受“现代意识”的无情置疑，正在失去融身其中的自然，它的歌吟者在诗歌中散发出的生命光芒正被巨大的物质阴影遮蔽。

　　当人们对一只鸟在庭院里投下的影子无动于衷，自己的情感只链接着股票行情；当南方暴雪成灾，气候反常，温疫流行；当火车相撞，儿童在工厂里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还有多少读者，愿意在于坚的诗歌中，去分享或追寻消逝中的人与自然的情感，那真切而又遥远的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