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上北方的雪

　　推迟了三年，王家新终于到了心向往之的文化中心北京，在诗刊社作品组从事华东片诗稿以及外国诗的编辑工作。这种命运的延宕使诗人对自身现实处境增加了一份清醒和执著，自觉远离了那些急于弄潮的先锋诗人。所以，在第三代诗歌风起云涌的时候，王家新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和群雄并起、山头林立的第三代诗歌显得格格不入。与此同时，他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投向了使他心灵为之震颤的北方景观——严酷的乡村、辽阔的长空、呼啸的风暴、漫天大雪长久地萦绕在他心头。很自然地，具有人文地理学色彩的“北方”成为王家新的诗歌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这里，王家新蓦然发现了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词根：“雪”。由这个词根所牵引的北方景观成了诗人心灵的对应物，它使在王家新体内久久燃烧的寒冷得到了命名。这时，在诗歌加速的时代王家新渐渐放慢了自己的创作步伐，转向一种更加有难度的写作方向。直到今天，北方广阔严峻的存在一直缠绕在诗人心头，从《冬天的诗》、《变暗的镜子》两个诗片断可以看出，诗人一直在不断重返这一主题。

　　90年代的门槛儿上凸显的是历史的巨大错动带来的茫然无告的精神场景，诗人们纷纷感到历史的深刻中断和以往语言规约的失效。离开诗刊社的王家新在《转变》一诗中写道：“风已彻底吹进你的骨头缝里”，“一切全变了／这不禁使你暗自惊心／把自己稳住，是到了在风中坚持／或彻底放弃的时候了”。历史的强行进入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写作可能性，正是在这种历史的断裂处王家新彻底完成了个人诗学的建构。在痛苦的个人现实境遇的审视中，诗人通过重写西方文化场景，与西方作家进行精神对话，完成了自己的个人诗学。《瓦雷金诺叙事曲》预示了这种新的写作可能性。诗人精心选取叙事场景，帕斯捷尔纳克小说中的主人公日瓦格深夜写诗，却面临着狼群围攻的危险。这是诗人日瓦格的不幸，也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王家新通过对异域诗人命运的叙述，“把苦难转变为音乐”，构筑了本土先锋诗人特定历史阶段的“心灵史”。此后的《帕斯捷尔纳克》和组诗《反向》都传达出一种震撼心灵的东西，诗人将个人命运的苦难置于时代这个特殊的历史空间，发掘那消失在岁月深处、湮没在历史阴影中的心灵痛楚，从而在一个缩略时代真正承担起历史的重负。

　　旅欧后的“盘峰论争”

　　1992年，王家新远赴伦敦，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欧洲旅居生涯。其间在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等众多国家游历、参加诗歌节、朗诵、讲学、访学。回国后，又多次到美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游历、访学。整个90年代王家新先后有三四年的时间在欧美，生活比较动荡。这种经历为他的诗歌打开了一个宏阔的世界文学的幽深背景，使他的诗歌变得越来越深远和宏大。王家新的思考也远远越出了本土的界线，开始与更广阔时空中的诗人、作家对话。正如米沃什所说：“一个波兰诗人无论住在哪里，其真正寓所是他国家的历史。”王家新尽管作品中引入了大量西方文化场景，但他的诗歌处理的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分崩离析及其悲剧性，并力图以自己的诗歌方式承担起当下生存现实。《词语》类似一部精短的箴言录，诗人用直接而简洁的方式揭示人类生存的困境，借助词语本身的力量，把关于存在的思考推进到了诗歌和哲学的边境地带。《纪念》将作者两年的旅欧经历所体验的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冲突紧缩在一次简短的火车旅行中加以处理。《孤堡札记》取材上带有自传的痕迹，把批判主题从社会现实范畴扩展到历史文化领域。这些作品构成了90年代先锋诗歌的重要收获，但是同时这种写作方式却引来了一些人的批评，以致引发了1999年的“盘峰论争”，王家新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受到了来自“民间写作”一方的激烈批评。

　　“盘峰论争”之后，王家新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创作上出现了新的气象。一方面他持续开掘以往的写作主题。比如诗片断系列的写作、对西方文化场景的重阐，这构成了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诗人不断的返回恰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进入，《变暗的镜子》和《未完成的诗》是具有代表性的新收获。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一些作品中有意识地让过去的诗与现在的诗对接，而由于时空的分割构成一种有意思的对话关系。在《八月十七日，雨》中，王家新有意用了早年的作品《练习曲》中的一个细节：一个人“在街上走着／裹着一件旧雨衣”。但这首诗又是全新的创造，和以往诗歌相比，这首诗语言更富质感，更加强调了具有凝聚力的细节的力量。读者好像被雨中的世界笼罩，陌生而又熟悉的景观极富感官性和现场感，引发人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哲理性反思。

　　另一方面，或许与住在昌平燕山脚下有关，王家新开始在诗歌中处理与自身生活紧密相关的现实中的本土经验。他的很多诗都注明写在昌平上苑，诗歌中的场景也多为乡村生活场景，这种风景的选择或者意味着诗人对失重的现代生活的有意规避。同时，早年的人生也出现在诗人的视野里。诗人试图在打捞童年经验的过程中将它处理成一种接近本质的精神性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正是在童年时代所惊讶的那些非个人的、谜一样的东西决定了其后来的写作。《少年》、《一九七六》等作品正体现出诗人将早年经历与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相关联的探索，通过一些非常个人化的生活细节，写出一种刻骨铭心的经验。

　　今天，在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的轰炸下，文化现象的异彩纷呈和文化精神的萎靡不振奇妙地扭结在一起，文化正在演变为一场场滑稽戏。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王家新经常羞于在人前说自己是一个诗人，因为他看到了许多诗歌写作者以自我戏剧化的方式进行的集体狂欢，他们将诗歌变成了一种宣泄性的表演。而在王家新看来，诗人是为诗歌工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和精神工作的人。实际上，王家新正是这样的诗人。多年来，无论是写诗评还是编教材，无论是游历还是教书，王家新都始终围绕着诗歌，围绕着自身的诗歌写作，这使他的诗歌创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王家新一直在诗歌内部工作。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当然需要内心拥有一种坚定的力量，正如他在《变暗的镜子》中所警示的“活到今天，要去信仰是困难的，而不去信仰是可怕的。”而从漫长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他正是通过历史的透镜不断审视那“灵魂的裂隙中呼啸的西北风”，将个人经验转化为铭刻在灵魂里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