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我赴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报到处甫一登记，便立马急翻报到名册，看云南代表中有无“于坚”。那年月，我们都没有私家电话，长话昂贵且不方便，就像古代诗人在异地寻找彼此只读过作品、通过信但未曾谋面的朋友，只知他就在某个乱哄哄的集市上，但不知哪个是他，有点恍惚，有点激动。中午就餐时，代表们呼呼涌进餐厅，并享受门口漂亮女服务员的微笑致意。唯独走在我前面的一个棕色胖子被拦住，要求查验代表证或房卡。这胖子完全像个工人师傅，说云南普通话时舌头也不大利索，又没带可资证明身份的卡片儿，费了一些话才获准就餐。

　　此人倒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天生喜欢和稀奇古怪的家伙聊，就尾随他凑到一桌。坐下，我们同时问道——“你是……”“我叫于坚”“我叫陈超”。噢哟，握手，彼此擂胸，此前只交换过“密电码”的两个地下工作者，终于见了面。我说，人家单查你是有道理的，你长得太违法了。老于坚嘿嘿一乐，说我的诗也违法嘛。几天会期，我们常泡在一起，从诗到人，聊了个透，就算正式“订交”了。岁月不饶人呵，一晃至今已逾20年。

　　老铆工，真性情

　　于坚生于1954年。虽被评论界归为“第三代诗人”最重要的代表，其实从年龄上，他比朦胧诗人杨炼、顾城、王小妮等人都大。上大学之前，他已在工厂做过10年铆工。我呢，则当过几年车工。在我们身上，都有某种从工厂带来的为人处世的风格的影响，有话说明白，不屑于盘来绕去或曲意承欢。在我眼里，于坚的铆工生涯和他为人为诗的风格颇为相似。铆工活儿就是用铆钉把金属物固定在一起，必须锤锤砸到点上，劲道轻重恰当，那铆件才结实可靠。于坚为人为诗都讲究个“明白”，诗歌的“明白”容后再谈，先举几例聊聊他为人做事的“明白”。

　　某年我“挈妇将雏”要到云南几个地方一游，提前给于坚通了气，无非是到昆明聚一下的意思。没承想很快接到于坚回信，要我制订严格的“旅行日程表”马上发他，要具体到某日至某地，怎么玩、住、行，如此等等，他将马上安排云南数地朋友按时接应我们。我的行程全无计划，一贯喜欢浪哪儿算哪儿。望着于坚车间“工长日志”般的周详，我和妻子深为感动。为了朋友能玩得开心、方便，他要不厌其烦将细节搞“明白”，萝卜未至坑先挖好，免得露天晒蔫。吓得怕给人添麻烦又做事率性的我，决定先不予回答，自己各处瞎玩了10天，最后才流窜到昆明……

　　更奇的是，老于坚的“明白”还跨时空。某年某月，于坚来信请我到北京观看由他创作、牟森导演、先锋“戏剧车间”演出的诗剧《关于“彼岸”的一次汉语词性讨论》。我答应会去的。可由于来信距演出日还有近一个月，再加上我常年混迹诗坛，深知诗人们说话靠谱儿的时候不多，就想，到时他会再具体通知我的，遂把这事给撂忘了。某天，接到于坚来信，劈头就问：“陈超：你怎么没来？说好那天的……”这种不管多久前说一遍必须算数的作风，真让我惭愧。于坚就是这样的人，长相糊涂得大而化之，内心却明白纤敏，铆件儿般严丝合缝。有时我会打趣他说，这位老哥哥因自小注射过量链霉素使双耳重听，是否真的永远学不会“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在他这儿，话就要“说清楚”，言必信行必果，一句算一句，不能含混敷衍浪费耳力。

　　说起于坚的重听，我这儿有不少趣事。在开诗会和与人争论时，朋友们发现此人的进口陶瓷助听器似乎颇有“猫腻”。你瞧，凡是夸他的话，你就是说得声儿再小，他也字字不漏。凡是质疑他的话，他用手按按陶瓷耳朵，形容憨厚地望着你似乎是在认真听，但那木讷的表情暴露出他已把机子关掉了。更绝的是，好像有时他“骂”完人也关机，自动屏蔽回应信号，使义愤填膺的对方就像在隔音室喊叫的傻子。我曾就这个怀疑多次求证过于坚，但未能做出最后审决。

　　老于坚的耳朵问题到底有多大，我始终闹不太清。记得某段时间，我迷上了流行歌曲《驿动的心》，没事总爱瞎哼哼。有一次我们同游贵州黄果树瀑布，那轰轰的水声够大了，但于坚竟听清了我沙瓤的哼歌声，对我说，“我也最喜欢这首歌，‘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下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令我惊异。5年后，在大连一起玩卡拉OK，于坚还忘不掉要求再“亲聆”我唱此歌，末了只他一人为我热烈鼓掌。“驿动的心”或许正是连通我和老于气脉的那种“命运氛围”性的东西。尽管世纪末我们在那场著名的诗坛“盘峰论剑”中被划分为不同的剑派，甚至彼此剑气呼啸，但不会伤及友情，这让那班“60后”、“70后”的小孩儿诗人们啧啧称奇。哈哈，凭他们孩子打群架式的心思，怎能理解老铆工和老车工的情谊？

　　……关于于坚，要说的事太多，下面还是节约篇幅聊聊他的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