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蔡其矫第一次读《草叶集》是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

他当时是华北联大文学院教员，院长是在法国留过学的沙可夫。在一个星空灿烂的夏夜，他和沙可夫从法国作家纪德说起，探讨文学艺术的自由观。沙可夫提到惠特曼，并把从苏联带回的英文版《草叶集》借给蔡其矫。

是夜，在煤油灯下，他几乎通读了《草叶集》，为惠特曼的风格所慑服。那来自美洲大陆动荡不安的声音，好像开关，一下打开他天性中未知的暗道——那与革命缘起息息相关，但又与铁血纪律格格不入的流浪精神。他大声用英文朗诵着《啊，船长，我的船长》，激动不已。在华北平原，在残酷的战争岁月，美国的惠特曼与中国的蔡其矫相遇，带有某种宿命色彩。

很多年后，他回首往事说：“任何企图进入艺术王国的人，都应该有大师引路，让自己的大师领着走进那个精神王国。没有大师的引路是不行的。第一位引我走进诗歌王国的大师就是惠特曼，第二位是聂鲁达……”

惠特曼于蔡其矫，绝不仅仅意味着文学表达方式，也是生活方式、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对惠特曼来说，性是人体的能源，是世界物质生命——男女、动物、植物——的关键。他认为肉体与精神同样重要，相辅相成。从这一点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蔡其矫的感情世界和爱情观。

在我看来，蔡其矫的诗歌成就终究有限，说来原因很多，包括与中国现代诗歌史的短暂与断裂有关。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的重要性，因为他展现了更为宝贵的生命价值。

在这一点上，蔡其矫比安贫乐道的惠特曼走得远得多，他用自己一生穿越近百年中国的苦难，九死而不悔。他对任何形式的权力结构保持警惕，毫不妥协，从而跨越一个个历史陷阱：在金钱万能的印尼，他离家出走；在革命走向胜利时，他弃官从文；在歌舞升平的时代，他书写民众疾苦；在禁欲主义的重围下，他以身试法；在万马齐喑的岁月，他高歌自由；在物质主义的昏梦中，他走遍大地……

他的反抗是个人的，他相信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最终必与权力结盟，任何以自由为名的造反都将走向奴役之路。1986年5月在福州召开的“蔡其矫作品讨论会”上，他在发言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并不重要，我自认为是一块跳板，一层台阶，踏着它是为跃向对岸或走向高处……所有的诗人艺术家，无不历尽坎坷，屡经寂寞，不被窒息而死就是最大的幸运了！生命即使是伟大而勇敢，也难以达到成功！没有谁保护我们，只有靠自己支持到最后一息……”

自1981年秋，即我们西北之行以来，他云游四海，足迹几乎遍及中国。这一壮举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他是为了继承徐霞客的传统，还是为了用脚在大地上书写，追赶青春穿透生命的迷雾？他曾在《自画像》一诗中自问：“从黄昏到垂暮，他还能在眷恋中远行吗？”眷恋与远行，方向相反，却彼此激荡有如持久的钟声。

他是一面光芒涌动的镜子，与黑暗对立，却并非为了折射黑暗。它似乎提醒我们一个阴郁时刻的到来：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男盗女娼、画地为牢——这一切可能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