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蔡其矫在中国当代文人中绝对是个异数。

他1918年12月12日生于福建晋江园坂村。六岁读私塾，八岁随家人侨居印尼泗水。1929年回国，在泉州教会学校初中毕业，在上海读高中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938年早春，他离开印尼辗转抵延安，先进鲁艺学习，后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任教。1941年他开始发表诗作。1945年当随军记者。自1948年起从事情报研究工作。50年代初他放弃仕途，调到中央文学研究所……

我常在琢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一个华侨富商之子投身革命，往往是想通过救亡，通过对社会不公正的集体反抗以实现个人理想——个人与革命之间不免有互相需求与误解的成分。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苦难历程中，这场基本上是农民造反运动的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它混合着各种动机诉求与欲望，如同没有河床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的同时带有自毁倾向。

与参加革命的农民不同，蔡其矫渴望的是某种精神回报，在这一点上，至少在革命胜利以前，他如愿以偿。他在2000年口述时如是说：“延安在1938年到1942年之间，是非常自由的……那时，上课是自由的，唱歌是自由的，贴墙报是自由的，搞创作也是自由的……”

夺取政权后，革命转而成为自身的敌人。和大多数文人一样，蔡其矫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他也曾试图随大流跟形势——歌功颂德，写检查，与各种反党集团及思潮划清界限。

但最终发现，革命与他所向往的个人自由早已分道扬镳。当人们彻底放弃自我时，他做了反向的选择，毅然决然站起来歌唱：“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波浪啊！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生活正应像你这样充满音响，/波浪啊！”这就是他写于1962年的《波浪》。

那是精神脊梁骨被打断的一代。即使有少数挑战者，也往往受限于二元对立的格局，成为统治者的镜像——正反不同，可长得一模一样。由于被镜子夺去了灵魂，即使幸存下来，往往变得枯燥而无趣。

从今年初起，我在美国印地安那州一个叫南弯（South Bend）的小镇教书。这里大雪茫茫，铲雪车到处奔忙，在路面刮出刺耳的声音。蔡其矫仿佛和我肩并肩，在雪中趔趄而行。他离开这世界一个多月了。这是个洁净的日子，充满明亮忧伤的日子，纪念逝者的日子。

王柄根《少女万岁》一书中的某些章节让我哑然失笑。“文革”期间，蔡其矫不仅不认罪，还公然贴大字报和造反派辩论。比如，说他是黄色诗人，他就举出唐宋诗词中的例子反驳。退一步，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接受，因为他皮肤是黄色的。但接着他又说，皮肤并不能决定诗人的品质，比如，普希金的祖父是黑人，不能说他是黑色诗人……嘿，他还挺矫情。

与此相应的是宁折不弯的刚烈。在一次批斗会上，福建作协别的头头都被迫跪下，只有蔡其矫，怎么推搡他硬是不跪。造反派小头目一扳子砸过来，闪过去，又是一扳子，头破血流，他连血也不擦。最后造反派害怕了，把他送进医院。

也许最让人叹服的还是他惊世骇俗的爱情观：“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不惜粉碎我自己。”纵然一生风流，蔡其矫有自己的原则。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爱情的存在不是为了使我们幸福，而是为了向我们表明在忍受上我们能有多么坚强。世界上没有比无言的爱更高贵、更令人幸福的了。以无欲念的爱克服愁苦，也许这是迷途的爱、沉睡的爱。肉体有限度的满足，是人的最低权利。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

依我看，在一个“阶级仇民族恨”的时代，正是爱与艺术让他超越了反抗的局限。也只有爱与艺术，才会破解权力的因果链条，挣脱官方话语的无形桎梏；才会让人心变得柔软，复原万物的质感，使灵魂自由青春永驻。

1964年4月13日，他因“破坏军婚罪”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关了近两年。多年后，蔡其矫和艾青在天安门广场散步。艾青问，你为女人坐过牢，后不后悔？蔡其矫说，无悔，这里有代价，但也得教益。这个教益就是当面对一个爱你的女人时，你要勇敢。艾青说，蔡其矫，你是真正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