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惊动。
　　众所周知，人们长期生活在实用、公约的语言系统里，这套系统是在规约中用来交际操作的。人们一方面遵循其编码守则，规范自己行为，由此获得生存依据与指南。但是长期浸淫于斯，人们另一方面又宿命地被常规语言所奴役、所塑造，尤其是受到语言本身的盲区、陷阱、局限所制约，同样饱受语言的伤害，更不用说遭到多种话语权力的统治了。
　　为突破公约话语体系，保持、延续语言活力，人们另起一套艺术的创造性语系——它是想象的、假定的、非常规的，反语法的，是对实用语系的颠覆与擦亮。诗歌无疑是这套系统中，最尖利最去污的清洗剂。
　　现代诗的审美功能之一是使诗产生惊异感，而惊异感的产生，按俄国形式主义说法，就是要制造语词的陌生化效果。在所有文类中，诗歌担负着语词最勤劳的刷新者。语词的刷新不外是语词的发明发现：竭尽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器官，触发语词的气孔、细胞，让她们苏醒、生长，最后达成语言与自身存在的彼此照耀。
　　现代诗语词，早已脱离工具性，不再是是意识、观念、理式的启动，而是语言“自动”成为想像、感觉、知觉和超验。语言变成自身的流动、漂浮，在瞬间中撞击、闪现，也在瞬间中更替、消失。一方面，语言被表达的快感输送，另一方面语言被自身表达淹没或挤掉。语言和语言之间彼此蚕食、侵吞和争斗，在过程中完成语言的不可经验性和不可还原性。诗歌的最大进步，是语词真正进入（加入）她的本体性。现代诗视语词为诗歌的最高真实，是语词在选择诗歌，在创造诗歌。极端的说，是语词在选择诗人，是语词在选择读者。
　　读者从诗歌汲取营养与美感，主要也是指语词，语词的桂冠戴到她头上当之无愧。享受诗歌，许多时候就是享受诗语。让人惊讶的诗歌语言有两大类型：
　　　一是以内在暴力修辞为主的“陌生化”语言：它采用暴力干预，即以主观意愿对语言进行大跨度的变形、畸联、组装、扭曲、变性，追求“惊谔”效果，（当然追求过度，容易失之杂芜造作）。
　　二是以“语感”为“内躯力”的口语：语言与生命近乎同步的自动，充满原生、本真、天然、鲜活的特色，（当然无节制的粗鄙，容易泛滥为“口水”）。
　　先说一。“陌生化”语言，其最大能耐就是产生繁复张力。所谓诗歌语言的繁复张力就是在各种关系范畴中，比如远与近、大与小、内与外、无形与有形、有限与无限，虚与实、具体与抽象的相互关联域中，制造巧妙的牵拉与对抗，从而获得以一当十的诗语“超载”。
　　如杨炼早期的句子：白内障的云层贯穿飞鸟。
　　这里有内外、大小（眼睛、天空；云层、白内障）的关系畸变，有主观与客观的物我交融——使得我与鸟的距离忽然拉近。甚至有主客颠倒意味——飞鸟穿过眼睛。这就给本来的常态表述“我注视鸟”，带来了另一种新鲜的语言活力。
　　再如：“白杨把闪电的根须钉入地下”（杨炼）。这是拟物、拟人的复合运用，也是激情、直觉，词与物，在瞬间的强烈碰撞。这种瞬间主观意愿和主观情思的“三合一”操作，像飞旋的砂轮，迅速擦出刺眼的火花。 还有，“把灯点到石头里去”（陈东东），“今晚，星空很希腊”（余光中），“深渊也是风的葡萄”（道辉）等等，都绷紧语词的张力。
　　语词本身能构成独立自在的世界。一方面以语词原在魅力自动“现身”，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改写，产生前所未有的意味。在暴力的驱策下，经由变形、倒错、易位、嵌镶、绾接等多种修辞，语词与语词不断进行惊心动魄的婚配，诞生了千奇百怪的变种。
　　语言暴力带来语言活力，正是这种活力，唤醒读者脑中长年沉睡的语词失效部分，当陈封的语词意识被激发起来，带动感觉与想象，或感觉与想象擦拂去蒙尘的语词，享受新诗语的盛宴就不再是那么奢侈了。
　　再说第二种，富有语感的元初语言。
　　这种语言，是生命瞬间体验与语词传递，几乎接近同步的一种同构关系，本质上不是修辞意义上的技艺手段，而是发出腹腔里最自然的“真声”，它与半途中从喉咙闯出来的“假唱”无缘。它的原初形态，天然质地，带着未经加工的成分，却极为靠近生命本源。素朴、本真、天然是它最大特色。它是另一种语词的“原在”刷新。这样的语言充满很好的语感质地：“一条水养着黄脸平原”、“黑汽车一夜换成了白馍”、“没有人活得过一团铁”、“酒再深也要回到浅”、“山吓得很小”、“江风一股粗一股细”（王小妮）等等。
　　总之，日常规范的语言要求语言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而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则怂恿她不断进行冒犯、侵略、反常规、反惯性、闯红灯。语词不是双脚交替正常的行走，而是单脚跳着走，八步并着两步走，或者旋转走、侧身走、脚尖走、倒退走、膝盖跪地走，甚至头手倒立着走。因为诗语是一种最具开放性的“自选体操”，哪怕一个出奇的腾空，一次大胆的“私奔”，都会引起阅读者一阵惊悸。这就是好诗语言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