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杨榴红时，她十九岁，是中国人民大学三年级学生。那时她的诗——《白沙岛》刚刚发表，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诗坛上吹拂着清新的诗意，成为校园诗歌的经典之作。

    大学毕业后，我由长春来到北京，先认识程宝林，后结识杨榴红。即便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祖籍无锡的杨榴红透着江南女子的美丽和清秀，她的略显忧郁的眼睛里藏着不为人知的丰富情感，从她婉约的诗句里会触摸一个诗人自由飞翔的灵魂，尽管她显得有些柔弱。

    当年如果不与她共同出版《白沙岛》诗集，我们或许像许多萍水相逢的诗友一样，随着时空的变换，相忘于江湖。那是一本最初被定为非法出版物的诗歌合集，经过一个夏天的磨难，终于化险为夷，从高空落地的过程里，我把这个同患难的女子默默地视为一生的朋友。

    大学毕业后她留校任教，曾在各种有影响的专业杂志上发表数篇社会学论文，本可以在学术上独树一帜的她，在1988年的冬天离开大陆，去香港中文大学留学，从此踏上不归之路，直至最后落脚美国。她也由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成为满怀爱意的母亲。

    离开故国之后，她的诗作不再公开发表，一个被同龄诗人暗恋的名字从此淡出我们的视野。其实我与她从未就诗歌交流过各自的看法，但我能感受到当年她对泰戈尔和纪伯伦的喜爱，经常引用他们的诗句就是明证。在她新近出版的《来世》诗集里，她说泰戈尔的诗是最初引导自己进入诗的自由之境的。“当我站在一株盛开的海棠树下，等待傍晚的风吹过，让落花从我的头顶飘拂到脚下，我的心灵为这沉默中的流逝开启——”

    杨榴红安静的外表里，始终怀有追求自由的激情和心灵。从最初的无意识，到逐渐自觉地追寻，她的文字总是叩问一个人类永远延伸的问题：什么是诗歌的自由？什么是诗人的自由？她现在的答案是：“是那种创作中的痛苦和创作后的欣快，是死亡与时间给我们的穿透灵魂的震撼。”

    杨榴红离开北京整整二十年了。我们并不知晓这位格格远离亲人之后，如何应对复杂而又艰辛的外部世界的细节，但我能体会着她不断战胜自己的坚强意志。“诗人的自由，就是在饱经沧桑之后，依旧使她的诗歌透明、晶莹、美丽、良善。前所未有的新鲜显示出她的美丽与光彩。”杨榴红始终作为诗人清醒地感知着现实世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星期五午后”诗社创立者尤金·格雷斯博士对杨榴红的诗歌意境、写作手法、独立思考、巧妙比喻、独特形式予以由衷的赞美，他把杨榴红和伊丽莎白·巴洛特·白朗宁放在同一高度，指出她们共有的独特思想和才气是时光改变不了的。白朗宁的诗具有炽热充沛的感情和扣人心弦之力量,语句精炼,才气横溢,大都是带有较浓的感伤情怀。我以为尤金博士的评价并不为过，因为从《来世》诗集中的作品，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评价的依据。

    读杨榴红的诗，明显感受到诗人特有的孤独，她的诗歌喜欢把“你”作为倾听对象，通过“你”的存在，完成她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她的诗作几乎全部从心灵出发，又不沉湎于自己的个人情绪，其视野所至深远，心灵所至更远。她的诗并不全是个体的喜悦和苦难，不是一般女性诗人的浅吟低唱，在阅读时都会清晰地感受到这个特点，即透过表面文字触摸深藏的思想，与作者共同完成整篇诗歌的美妙感觉。

    杨榴红旅美多年，早年诗中经常出现的“银杏树”，依旧在北京长得苍劲，在四季的轮换中舒展清奇的风骨。至于她为什么把个人诗集的名字定为《来世》，这无从知道，她的诗似乎揭示其中的隐喻：“风中，雾中/她将摇曳，凄凉温情/如你昔日未见的凝视/却无法复原相识的一瞬/那个灿烂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