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深圳商报》“场论”版刊发了徐晓的文章《诗歌衰微或是诗歌本位的理性回归》，文章认为，回归到了诗歌本来的“小众化”存在，从政治的工具回归到了文学的传统。一方面是主流刊物发行量的锐减，但另一方面，网络诗歌的流行也使得诗歌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及更多样化的存在。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诗歌的表面衰微而慨叹不已。“诗人不能承受之重”对于诗歌的生存与发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诗歌摆脱了不属于它本身的负重，回归了它文学的本位，它将得以更加轻松地前行。

　　对此，笔者不愿苟同。

　　如果这也是一种理性回归的话，这种所谓的理性让人害怕，在严肃文学作品销量直线下降的今天，诗歌边缘化也难逃厄运。我的一位农民诗友，诗歌写得非常好，作品多次在《诗刊》上发表，可现在他已经不再写诗了，因为诗歌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物质性的东西。这可以说是当今时代的缩影。人们越来越世俗物化，而内在的精神修炼和文化情操受到了冷落，这种“文化降温”才是诗歌受冷的主因。

　　在诗人已成为一种羞辱性称呼的时候，如果这些诗歌受侮都属于“从政治的工具回归到了文学的传统”的话，这种所谓的理性推卸了社会、人对于文化和文学的敬仰、爱戴、尊重和崇尚，在很多地方都疯狂追求GDP的今天，想让国民崇尚文化，具有丰厚的文学修养，那是非常困难的。

　　徐文列举了“诗歌就是政治道具”的例子：“那时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诗歌的高度繁荣难道就是热衷政治吗？非也！看看这些青年对于诗的顶礼膜拜：1984年，北岛参加《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诗歌节。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无票者照样破窗而入。听众冲上讲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得北岛生疼。一个小伙子甚至掏出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的爱，对诗歌的爱！”“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这难道能单纯用政治热情去理解吗？只能说，在经济困顿、文化匮乏的年代，人们的文化意识还停留在纯洁、高尚、唯美和诗情画意阶段，是纯情时代的纯情性情。人们更多在用一种热情、努力、向上，提升文化品位和精神品位。这种热忱才是诗歌繁荣的终极力量：真爱。

　　如果说就是诗歌具有了政治表征，才让人热爱，那么现在有不少企业家热衷诗歌，出现了一些“经济型诗歌”，而整个时代又崇尚经济，这些“经济型诗歌”为什么不能畅销，仍受冷落呢？

　　经济发展了，文化同样应该得到发展，所以，在西方国家，诗歌仍是畅销品，而没有被边缘化。

　　“诗人西川参加过荷兰国际诗歌节，发现荷兰船王自掏腰包来听诗。他的朋友王家新一次在欧洲某银行办事，工作人员一听说这是位诗人，立即请出经理接待”。这种蕴含在性情之中的文化敬仰和诗歌热衷才是我们最缺乏的，也是最需要的。

　　如果我们能具有上述文化性情，用心去珍惜文化，爱戴诗歌，而不是糟蹋诗歌，遗弃诗歌，诗歌会被我们边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