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美学”是我于新世纪交替前后数年来一直在探索和思考的一种新的美学概念。身为一位海外华语诗歌的创作者，在深厚的本土文化，和异域的多元文化相互交错进而融会的特殊情境中，我深深意识到，一种更为广阔的具有超越性的诗思，已日渐成为一个海外华语诗人不可或缺的追求。
　　
    基于政治现实的压力和个人理想的实践，我于1996年移居加拿大，我把这段人生旅程称之为“二度流放”。初抵异国，虽曾自作潇洒地说过：“对我来说，移民只不过是换了一间书房”，但实际上思想与精神双重的变化，使我无可逃避地处于一种时而尴尬，时而迷惘，时而信心饱满，又时而空虚无依的境地。有时黄昏外出散步，在北美辽阔幽渺的秋空下，独立苍茫，不由内心生出两种既矛盾而又契合的心境，一是孤绝感，一种个人身份的迷失，有着不知“今夜酒醒何处”的茫然；一是所谓“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概念的真实体验，亦即，人在大寂寞、孤独无依的困境中，反而更能体会到人与大自然，个体生命与浩浩宇宙之间的和谐关系。但，这些毕竟只是我客居异乡初期的情结，而把这种情结转化为一种形而上的，有助于诗歌创作的美学观念，则始于新旧世纪交替的2000年，这一年我决心摒除一切世俗杂务，全心投入长诗《漂木》的创作。当然，如要写一首数千行的长诗，一不在表现以某种意识形态为主题的所谓政治抒情，二不在以叙事手法说一个通俗故事，而仅靠那种渺不可及，无法掌控的灵感神思若隐若现地穿梭于篇章之间，这绝对成不了事的。因此，建立一个特殊的，超越个人的象征系统与美学思想，作为建构这首长诗潜在的精神内核，便成为一种必要。这一象征系统便是《漂木》中的漂木，鲑鱼，浮瓶中的书札、废墟等，而美学思想便是“天涯美学”。
　　
    “天涯美学”这一概念的生发，主要源于我在晚年客居异域，二度流放经验所引起的深层次的漂泊流离的心结。表达这种心结的诗歌，最初我称之为“天涯诗歌”（当然也可称为“天涯文学”）。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名词比“天涯诗歌”更能表现海外诗人那种既凄凉的流放心境，而又哀丽的浪子情怀。广义言之，每一位诗人本质上都是一个精神上的浪子；“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以漂泊天涯的沙鸥自况，我想他是最能体会这种心境和情感的。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感受到肉体与精神双重放逐压力的大诗人首推屈原，然后是苏东坡。屈原三度被楚怀王放逐于湘南一带，结果他将满腹的郁积与悲愤化为像《离骚》这样的千古奇文。苏东坡在政坛上连翻几个跟斗，历尽沧桑后反而变得气度更为恢宏，对生命与艺术的体验更为深刻，而终于成就他为一代千古风流人物。
　　
    我所谓的“天涯”，其实不只是指“海外”，也不只是指“世界”，它不仅是空间的含义，也是时间的，更是精神和心灵上的。一个诗人身处海外，骤然割断了与血缘母体和文化母体的脐带，如果仅有择地而居的寓公心态，缺乏一种大寂寞大失落的飘零感受，它只能写出一般无关痛痒的泛泛之作，难怪某些从事海外华文文学的评论家与学者都有一种成见，认为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虽有成就，但鲜有可以传之久远的伟大作品。这种评论是否属实，目前尚难判断，但海外华文作家不能不有这种追求的自我期许。然而，什么是“伟大”的作品？据我浅见，伟大作品通常都具备两项因素：一是悲剧精神，它是个人悲剧经验与民族集体悲剧精神的结合。悲剧经验，人所难免，包括肉身生命的伤残与死亡，情感的挫败与失落，生活的困厄与匮乏，骨肉亲友的生离死别，但对一个长年过着飘泊生活的海外作家和诗人而言，更有一种难言的隐痛，一种极大的精神压力，这就是在人生坐标上找不到个人的位置而产生的孤独感，一种宇宙性的大寂寞。当然，某些个性豁达者，兴许把这种孤独感美化为浪漫的游子情绪，孤独反而成了作家诗人的精神粮食。
　　
    悲剧精神有时也可轻松地说成一种愁苦，一种压抑，一种悔恨，不过我所谓的悲剧精神，被我纳入“天涯美学”而成为其重要内容之一的悲剧精神，是超越这一切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深刻地关照生命的哲思，也是一种近乎神性的宗教的悲悯情怀，它可以透过各种文学形式说出这个世界的荒谬和虚妄。不管我们是否感知到，“成，住，坏，空”都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周遭不断上演，历时的也是共时的，我们只有无奈地看着它发生。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苍又何尝不也在默默地看着，以冷脸面对着众生的呼救。“存在”与“死亡”是现代文学两个最重大的主题，庄子指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死亡说明了这一个体生命的终极有限性，这迫使庄子不得不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文学的最高意义不就是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探寻吗？而一位严肃作家诗人所追求的也就在以这种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探寻，来抗拒死亡的终极有限性。
　　
    伟大作品的另一项因素是宇宙境界。诗人都具有超越时空的想像力，故诗人往往能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土意识的羁绊，直游太虚，也如庄子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人在天涯之外，心在六合之内，可以说，诗人即是一个抱着梦幻飞行的宇宙游客。
　　
    以上列举的“悲剧精神”与“宇宙境界”不单是建构一个伟大作品的重要条件，其实也是“天涯美学”的主要内涵，当然，我在此并无意说，凡具有“天涯美学”内涵的作品即等同于伟大的作品。不过，伟大作品也好，以“天涯美学”为内涵的作品也罢，二者不可或缺的另一项本质因素是民族文化。“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作家托玛斯曼流亡美国，有一次记者问他对于流亡生活有何感想，他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托玛斯曼在哪里，德国便在哪里。”身为一位客居异乡，自称“二度流放”的诗人，我对托玛斯曼的豪语有着强烈的同感。临老去国，远走天涯，我虽割断了两岸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炼我的精神和智慧，培养我的人文素质与尊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对我是如此，我深信对所有的海外华文诗人无不如此，不论他立身何处，生活形式起了多大的变化，他如冀望写出质优而又能传之久远的作品，必然得靠一个庞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背后支撑着。
　　
    初临异域的华文诗人都不免要面对一个深沉的困惑，这就是在当地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如何找到自我的定位和中西文化的平衡点。文化是文学的土壤，海外华文文学（诗歌）的特性就在这种复杂的，故园与新土，原民族性与当地本土性的交错，冲突与融会中突现出来。所以说，语言符号只是华文文学的外在形态，文化才是它更沉潜更深刻的精神内核。人在海外，由于文化身份的焦虑，我经常处在既尴尬而又暧昧的时空中，惟一的好处是我能完全掌控个人的自由的心灵空间，而充实这心灵空间的，正是那在我血脉中流转不息的中国文化。
　　
    其实对一个海外作家或诗人来说，初期的异国生活对他的创作绝对有益。新的人生经验，新的生活刺激，新的苦闷与挑战，都有助于他的作品丰富多彩，表现出多层次的生命内涵。海外作家或诗人还有一项优势，这就是在放弃了政治身份而持续保有文化身份的情况下，他可以毫无疑虑地采取一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如此才不致仄化自己的胸襟，僵化自己的思想。他再也不需要思想与精神领导，也不需跟着某个主旋律放歌，随着某种意识形态的指挥棒起舞。他可以发展更独立，更自由，更广阔，更多元的创作路向和风格，而把个人情感，世界眼光，宇宙胸怀凝聚为一股新的创作力量，使作品的实质内涵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既具有反映现实的时代性，也有富于特殊情趣的民族性，以及拥抱大我，高瞻远瞩的世界性。对一位海外作家来说，其实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互补，因为是世界性是民族性的扩大与延伸。
　　 
    2006年9月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