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犹豫了好几天，是不是要写这么一篇小文字。
　　几天前，朋友短信告诉我，张枣死了，肺癌。对于这样的消息，我除了回一个“啊”字，很显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我深知，诗歌和诗人并不是被这个时代注意的事物。理智上来说，我知道，到我这个年龄，不时接收到这样的噩讯，应该是并不意外的了，但事实上，每一次，还是被这样的消息震惊——说不上是意外的悲伤，或是无名的悲哀，或是物伤其类的自怜，一般都会令心情好一阵子出于十分抑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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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张枣是在83年。当时我刚毕业分配到重庆歌乐山顶的一所军队院校教书。我在重庆没有任何一个熟人或者朋友。这年大约8月份，突然，某一天，我接到一封寄自市内的信件，内有一张会议通知，该通知落款为“重庆青年文化艺术协会”筹备组，这个奇怪而陌生的机构通知我于某日下午五点至重庆宾馆方楼一楼某办公室开会。作为一个身着军装的人，我以为这种盖公章的会议通知是件很正经的事情，所以那天我早早达公共汽车，提前到了会议地点，估计提早到了半小时。记得那个方楼应该是当时重庆宾馆的附属建筑，门口挂了很多在此办公的单位的牌子，其中有一块是：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重庆分公司。
　　我惴惴不安地找到那间办公室，更加觉得古怪，因为那是一间摆满办公桌，而且每个桌子上都有文件、纸张和茶杯的办公室。屋里空空，某桌前安静地坐着一个人。这是一个年龄约三十岁的男人，戴眼睛，面前摆着一个军挎包，很平静，我们对看了两眼，都没有出声。直到五点三十分分，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只好前去小心翼翼地问了句那个沉默的人：“请问，这是开会的地方嘛？”他很低声的答应了一句“是的。”“那您也是来开那个什么什么的会的么？”“是。”于是我又只好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去。
　　又过了十分钟，听到门口有脚步声。我看见进来两个人，一个年龄稍大，白皙些，短发，戴眼镜，另一个跟他边走边说的很年轻，我当时21岁，估计也跟我相当，这第二个人皮肤黝黑，头发卷卷的，穿一件淡绿色的翻领T恤，很精神，很英俊。第一个人是柏桦，第二个人就是张枣。第一个到会，安静坐在那里的是王川平。召集这个会议的是一个叫吴世平的人。这位吴世平是80年代四川和重庆有名的活动家，他整天奔走在各地，以马不停蹄的方式搞起来各种事情，个人目的至今也难以清楚，估计只是那个时代洋溢的荷尔蒙精神的一种自然表露吧。吴召集这个会议是要成立一个名为“重庆青年文化艺术协会”的组织，经他活动，当时的团市委同意该组织挂靠在旗下。此前，我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过一篇谈现代派的文章，吴不知道从哪个拐弯抹角的关系找到了我，他认为我是很重要的“青年美学家”，所以要罗致我参与这个组织。这个筹备会几乎把重庆当时的地下朦胧诗人，文革老文艺青年一网打尽，像彭亦林、马星临、王林、杨济余等等都在其内。
　　以上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枣的情形。后来，那个协会是成立起来了，但是自然什么也没做成。因为我是军人，政治形象好，因此被操盘者“选举”为副会长，会长由团市委书记吴建国挂名。协会有个诗歌部，柏桦是主任，张枣是副主任，作为协会的余绪，他们出版了地下诗歌刊物《日日新》，并把北岛请到北碚来了一趟，由柏桦全程陪同，并决定哪些人可以见哪些人不要通知。那个时期跟张枣最多的见面，都是在彭亦林家火炉般炎热的屋顶，我们要经常避开大部分协会理事开秘密会议，以便进行协会内部的路线斗争。张枣最初在圈子内认为展现其诗歌才华的作品，如现在广为传诵的“梅花落了下来”即是那一时期的作品。那时候他也在与德国女朋友、后来的妻子和前妻谈恋爱。他是湖南人，但在四川外语学院读硕士，柏桦当时在西南农业学院教授公共英语，他们的地理距离很近，来往很方便，同时，由于才华的原因，他们也互相吸引，当然，这种吸引的形式很前卫，基本是经常在一起，互相作为作品的第一读者，但更经常互相诋毁，嫉妒，经常的翻脸，并跟我们以十分夸张的语气说对方是疯子——当然，事实上，都是疯子。正如那个时代的一般风气，当时这个还在地下的圈子里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互相扭住谈、谈、谈，通宵达旦是谈的最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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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年，我跟柏桦一起去成都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硕了。听说，张枣随德国妻子去德国了。此后关于张枣的一切消息都来自柏桦，在柏桦被反自由化运动“劝其退学”之前，基本上，我成了顶替了张枣以前在重庆时代的角色，成了被扭住喝酒并通宵谈谈谈的对象。我当时住在川大研究生宿舍新一舍四单元六楼，他写出来作品，经常会在楼下高声叫我，手里挥舞一沓纸，我从阳台伸头，然后他上气不接下气爬上来，因此我成了他那一时期的主要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如《琼斯顿》组诗，如《在清朝》。关于《在清朝》，尚有一个小插曲值得记述。大约三年前，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柏桦的第二本诗歌回忆录，复旦顺便请他去讲座，而天涯网也借此做在线访谈，因为该书的责任编辑也是我一个朋友，她要我关注下此事，我看到当有人问到《在清朝》一诗的创作背景时，他答复说，那是因他阅读费正清《中国与美国》一书而得来的灵感，我十分恶搞地在线回复说“真的吗？”我那么说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可以说是这首诗的诞生的唯一目击证人。那年初冬成都非常暖和，某个下午，我与柏桦在望江公园喝茶，喝到大约六点钟，我们步出望江公园飞檐巍峨的大门时，看到锦江边无数人们无比悠闲：练太极，坐竹躺椅，打芭蕉扇，放风筝，暖风徐徐，一派祥和，而我们下午正在愤愤然议论中国文化如何的落后，中国的社会如何的现代其外中古其内，当时我们突然觉得眼前的景象犹如满清皇帝尚在龙庭，时光无声留驻，两人感慨唏嘘半天。第二天下午，他非常兴奋地在楼下叫我，然后跑上六楼，给我看了这首诗的草稿。写在红色格子的稿笺纸上，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时期，除了出版社或者杂志社自印的稿笺纸，文具店卖的都是红色格子的。
　　当时柏桦传来的张枣的消息，基本是这小子离开了中国，完了，写不出来了，诸如此类，这是柏桦那个时期议论任何人的主调，估计在人家面前说我的时候也是这个调调。但是，柏桦始终保持跟张枣很密切的联系，最基本的理由是，因为张枣在德国，与《今天》和北岛等当时的流亡诗人有更直接的联系，甚至担任《今天》在国内的诗歌组稿工作。我除了有时说句，代我问好，对张枣并无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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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88年，张枣回来了。在钟鸣《四川工人报》大院里的家里，很多人见了一面，有钟鸣、万夏、孙文波、小翟、欧阳江河等，很多人一起吃饭，吃饭期间，张枣一直鬼鬼祟祟在拉着万夏嘀咕。后来知道，是张枣看上了万夏当时在交往的成都某名媛，非要万夏给他联系方法，在当时，就是BP机号码。按万夏一贯的江湖老大作风，自然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交出了联络图。张枣因此也就得享艳福。这个故事后来使我卷入很深，一度甚至是成都所谓先锋文艺圈的一个“事件”。细节这里就不说了。总之，张枣惹了一个祸，满足了，自己就回德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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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几乎20年，我放弃了所谓文学梦，跟过去的老朋友们再无更多联系，因此也再无张枣消息。直到07年底，有次在北京办事其间，跟万夏吃饭，听说张枣海龟了，在民族大学教书。于是电话马上电话给他，他听说我在，也蛮兴奋，就兴冲冲跑过来，在798二毛开的饭店吃了一顿饭，好像那天舒洁也在，好像还有几个不相干的其他朋友，比如一直在天涯跟我玩的五岳散人，他为了见我竟然送我一把他收藏的民国武术刀。
　　我们坐在楼上，他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吃了，等他从楼梯慢慢过来，我根本认不出来了：他跟我一样，瘦削的脸变成了肉肉、黑黑、方方的脸，脸上有一些颜色更深的斑点。头发是很短的，也很稀疏，最奇怪的是，讲话竟然也变得很文静，举止更是动作慢慢的，丝毫没有当年的英俊模样！当然，我也是一样。
　　我们喝了一点二毛自家泡的所谓秘制药酒，但都喝的很少。话题无外乎感慨时光的无情流逝，感叹我们青春时代疯狂投身的诗歌运动永远改变了一个民族书面语言的习惯。我们谈到某些20年来一直坚持诗歌写作的朋友，他们终于成了当年我们要打倒的“大师”，抢占了文学史的位置，他说：“哥们，我发现，你我这种被文学史忽略的人，是因为当年你我都是有文凭的，不需要把诗歌当职业，所以是玩诗歌，根本不晓得诗歌今天真有搞头啊，当年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文凭多牛B啊。”我不禁哈哈大笑，也许真是那么回事吧，我知道这种奇特的观察和思维正是他才能带来的。迄今为止，在关于80年代先锋诗歌运动的所有研究成果中，似乎尚没有人从参与者社会身份的角度来考察。
　　但是，这个聚会里，时间自然还是最主要的话题。我们历数着分别的时间，他感慨说：“当年我们分别的时候才25岁，当我们再见，这正是当年我们父亲的年龄——分别的是我们，但再见的却是我们的爸爸，这是我们爸爸的聚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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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聚会几个月后，又吃了一次饭。这一次是在万夏说的一家很地道的川菜馆，人更多了，万夏，马松，张小波等都在。电话他的时候，他说正在家赶一本德汉字典的编写，要挣钱付按揭。听说大家伙都在，说赶过来吃完就回去。那天大家喝了很多很多酒，估计每人有喝一斤多。席间昏素不忌，互相乱骂取笑，颇有一些当年的感觉了。
　　去年某次，我在北京出差时，他电话给我，说在上海，见到了付维和陈东东，约晚上一起吃饭。我说，交换场地了，我在北京。后来一次在北京，我跟他同事敬文东吃饭，其间我们电话他，他的电话没有开。敬还在抱怨，这小子最近怎么总不开电话。
　　再后来，就是前几天，噩耗来了。他退出了我们爸爸的聚会。（作者：狂风怪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