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北大听的“每日·种树：林生祥＋罗思容说唱会”可能是迄今为止我听到过的最爽的民谣现场，尤其是后半部分林生祥的演唱，更让不听演唱会已经多年的我浑身上下都长满了音乐器官，这些激动的器官既指向意想不到的快乐，又指向没完没了的思考。

　　2000年我第一次被一个朋克小妹推荐去听交工时代的林生祥那张著名的专辑《菊花夜行军》的时候，虽然剧烈地感受到了其中那种从未体验过的众音杂糅的力量和生机，但由于手边没有歌词，林生祥吐出的那些奔逸无比的客家话歌词完全像天书一般让我心里发慌，让我不断地追问自己：这种听不懂歌词的HIGH算不算伪HIGH？

　　事隔8年，原先的小问号全被演唱会上“客家话＋普通话”双语版的歌词擦除掉了，更强悍的是“说＋唱”的形式，林生祥把每首歌背后的高度现实主义的“潜文本”全都交代了出来，从抵制美浓水库到乡民阿成卑微而伟大的农事生活，从WTO冲击下绝望的耕种到回乡青年对泥土的全新体悟，每一首歌都显示出了音乐的肌肤下历史与现实、方言与生计的勇敢而热忱的骨骼，它们被可以细化为“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欢愉、愤怒、沉潜和敬畏所托举，在我的耳朵中变得更加强大。

　　一个出色的活动即使现场很小，也能把其周围无边的现实全都变成它延伸的现场。林生祥的演唱会就是这样，它所引发的感慨完全可以辐射到文艺与现实两个磁极之间的任何一个活生生的领域。作为一个写点诗的人，我的兴奋点集中在一个细枝末节上：为什么林生祥的客家新民谣光是歌词就一首比一首有震撼力？为什么这些歌词一首比一首看起来更像是老练得充满了意外的现代诗？

　　林生祥固定的歌词搭档是一个叫钟永丰的牛人。在大陆的文化情境中，钟永丰的身份可能会显得有些古怪：他既是一个投身于底层社会运动的人，又是台湾“嘉义县文化局局长”。我倾向于把他看做台湾当代最厉害的诗人，他比我们通过对岸的文学史、诗歌史所获知的任何一个台湾诗人都懂得如何通过最切身的方式更新诗歌的语言质地。

　　钟永丰与林生祥的合作基点在我看来是对方言中所包含的诗歌可能性的高度肯定。几年前，我也曾经尝试过用方言进行诗歌写作，但我觉得我的尝试远不如“钟林配”自觉，因为他们深知，从最直观的层面上来看，方言入诗或者入歌，首先并不是一个文化身份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激活语言、让表达更有效的问题，诚如他们在一次访谈中所言：“客家话中一些字句语词的转折方式与表达特色，能充分满足许多诗歌所需，属于意念与感情上的含蓄、象征、与暗喻特色。”

　　1997年，钟永丰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南部意识》的雄文，我惊讶地发现，钟永丰连散文的行文中都充满了诗歌语言的冲击力。“多年前家里还热闹时最后一次布置的墙饰愣着、旧着，像是挂钟停在动力消失前的最后一刻……”有此种语言能力的人，在对岸，是主动与释放社会影响力能量的新民谣纠结在一起，而在大陆，很大程度上却是在日益孤绝的当代诗歌场域中故步自封，此种差异，如何不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