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诗人。191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此以后，出现了波及世界文坛的泰戈尔热。瑞典著名作家海登斯泰姆在为泰戈尔争取诺贝尔文学奖时在瑞典皇家学院上说：“我不记得，过去二十余年里我曾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从中我真不知道得到多少隽永的享受……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具有真正伟大水平的一个理想诗人。”爱尔兰诗人叶芝说：“在这些诗里显示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这些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中国女作家冰心读了泰戈尔的诗文，只深深地觉得澄澈——凄美。

       1924年，63岁依旧充满激情的泰戈尔突然想去中国，对中国着了魔。传说中的最后一个佛教徒带着释迦牟尼的慈爱、和平去中国，已过去了漫长的一千年。一千年，两个文化大国没有来往。泰戈尔想走进中国，恢复两国古老文化传统的联系。泰戈尔获得了中国大学演讲协会会长梁启超的邀请，这年4月，诗人和他的随行人员终于来到中国。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激情的语言，表达因为释迦牟尼那教诲精神而对印度所怀有的感激之情以欢迎泰戈尔：“为了通过知识获得真诚的解脱，通过怜悯得到真诚的爱，应该扩大理智和同情。”

       泰戈尔与郑孝胥在四神祠前的合影诗人泰戈尔先到上海，随后来到北京。北京的学术界、文化界在天坛草坪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天坛绿草如茵，松柏一片葱郁，在春日的阳光下吐着清香。63岁的白须飘飘的诗人泰戈尔在年轻俊美的女诗人林徽因小姐的搀扶下，在这春意盎然的春华时节登台发表演说，赢来一片赞叹。新月派诗人徐志摩先生担任翻译。泰戈尔身材魁梧，轮廓很清晰，浓黑的眉毛下是一双睿智而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智慧，再加上长长的白胡须，气质高贵，风度翩翩潇洒，给人以苍松的感觉，所以，有人描述他和徐志摩、林徽因是松、竹、梅，构成一幅美丽动人的岁寒三友图：

       林(徽因)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泰戈尔)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效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浙江)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  (陈从周《徐志摩年谱》)。

       潇洒而充满激情的诗人泰戈尔怀着慈爱、正义和和平的愿望在上海和北京各地作即兴演讲，他期望能藉此沟通两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传统的文化联系。然而，现实与他的愿望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依旧被保守思想笼罩着的中国，人们被他的潇洒和风度所感染，但他的言行却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他和一些进步的、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感到无助和孤独。充满敌意的流言飞语一直追随着诗人，他被说成是颂古、复古的反动人物，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可怕敌人，是科学思想和物质进步的反对者。甚至于一些热切希望中国在文明进步的竞赛中超过日本的热血青年也在千方百计地排斥泰戈尔，抵制他的演说。诗人的同行者便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当我们与北京的学者相会时，中国进步分子突然感到他们与泰戈尔思想有着巨大的一致性。同那时代的但丁与乔雯一样，泰戈尔与胡适两人都决心采用人民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的普通工具，以替代掌握在有限学者阶层手里的经典语言。一位激进的中国学者从饭桌的另一端跃起，拥抱泰戈尔，并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说：现在，他不仅同泰戈尔一道分担共同经历的痛苦，而且也分担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亲手制造的苦难。

       诗人泰戈尔在皇宫御花园与逊帝溥仪会面，成为诗人作为复古、颂古反动人物的最好注脚。但泰戈尔一直用他的坦诚、智慧和博大的胸怀融化反对者。他即兴讲话和演说，他怀着深深的同情和亲善情感细致入微地注视着中国的心灵，他十分尖锐地反对战争、冲突和盲目崇拜物质进步的声音，他的亲切友善，都让人难以忘怀，他很快便消除了众多反对者的批评，把进步的、开明的人们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

       泰戈尔与溥仪在御花园四神祠前合影经过庄士敦的介绍，逊帝溥仪决定会见泰戈尔。溥仪请泰戈尔入宫，在紫禁城的后宫御花园会面，由帝师庄士敦和遗老总管内务府大臣郑孝胥陪同。会面的地点选在御花园西南部的养性斋——这是一座凹形的两层楼阁，明代时称为乐志斋，清顺治年才改名养性斋。楼上正室有康熙皇帝题写的匾额：飞龙在天。左室楹联：心迹只今偏爱淡，诗情到此合添幽。右室楹联：自是林泉多蕴藉，依然书史得周旋。楼下是乾隆的御笔匾额：居敬存诚。这里此时是英文帝师庄士敦的临时休息所，楼上楼下都布置着西式的器具。泰戈尔对这里的景致、布置十分赞赏，特别是对楼下乾隆的楹联产生了兴趣，认为联句很美：休道渊鱼看活泼，消闲书史把菁英。庄士敦先生详细记述了泰戈尔入宫的过程：

       辜鸿铭将中国人的礼貌作为其民族的特征之一引以为骄傲。但遗憾的是，这种礼貌于1924年在北京的一个学者团体给予来访的一位著名的外国人(也是皇帝的访者之一)的招待会上却完全丧失了。这位著名人物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他于当年4月应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胡适博士和徐志摩(徐志摩为新月派的年轻诗人和领袖，数年后因不幸事件而惨死)的邀请来华访问。

       泰戈尔来中国之时，正值外国影响在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产生作用之际，这使他的访问陷入困境；他对年轻中国的呼吁——要珍惜自己民族优美而高尚的文化遗产——受到了一些学者听众的冷遇，甚至受到敌视。我希望泰戈尔在他没有看一眼一向具有礼貌和尊严的中国之前，不应离开北京。于是，我向皇帝谈及泰戈尔，并请求允许他到紫禁城来。我也向皇帝展示了一些泰戈尔的英文和中译本的诗作。皇帝立即答允了我的请求，会见在御花园我的亭阁中进行。

       此次会见肯定使皇帝愉快，我想这位诗人也同样感到高兴。跟随皇帝参加这次会见者还有郑孝胥。我感到高兴的是，在皇帝的赞助下把两个伟大国家的第一流诗人联系在一起了，这两个国家过去在文化接触方面有过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