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

　　明洪武七年(1374年)，上任不足两年的苏州知府魏观和幕僚高启、王彝被逮送南京。不久传来消息：魏观和王彝问斩，高启以腰斩处死。据明祝允明(又名祝枝山，明代草书第一人)《野记》载，还不止拦腰一刀，而是“截为八段”。

　　问高启犯下了什么罪名？说是“有异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稍懂律法的人都明白，这是证据不足的推想，以此作为罪状何以服天下人？明太祖朱元璋冷静下来也觉过头了，允许死者家属收葬。高启死时年仅39岁。

　　高启(1336年———1374年)，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县(今苏州市)人，元末明初诗人，诗集有《高太史大全集》，文集有《凫藻集》附《扣舷集》词。高启出身富家，童年时父母双亡，生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尤精历史，嗜好诗歌，与张羽、徐贲、宋克、王行等十人常在一起切磋诗文，人称“北郭十才子”。同时，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唐初四杰”。但无论是“十才子”还是“四杰”，高启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高启“有文武才，无书不读，面尤邃于群史”，以诗著名。《四库全书提要》称他“诗天才高逸，实踞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禾农缛丽之习而返之于正，启实有力。”

　　高启是明初诗坛的大家，诗评家对他的作品非常推崇。清人赵翼称他“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并说“论者推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见《瓯北诗话》)。这话并非过誉，且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一位大诗人，至少给开国皇帝的“文治”添了光彩，朱元璋为何要置他于死地？

　　一般的说法来源于《明史》高启本传：问题出在高启写的上梁文上，朱元璋看了非常生气。在《元和唯亭志》中也有高启上梁文的蛛丝马迹，卷十三中说：“观欲徙郡治于子城，启为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语。卫帅(蔡本)劾之，为危言以动上。”

　　洪武六年(1373年)，魏观奉命任苏州知府，将携家归依岳父周仲达、居住吴淞江畔青丘的高启接到城里，住在夏侯里，往来密切。魏观到苏不久，在张士诚宫殿遗址修建知府衙门，并请高启写《郡治上梁文》，此事则被人告发。因高启文中描写建筑有“龙蟠虎踞”之句，犯了朱元璋大忌。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高启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

　　其实，高启被杀是有前因的。据《明史》本传透露：“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之未发也。”就是说，上梁文只是导火线，祸根早就埋下了。清人徐轨认为，是高启的《题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此诗触及宫闱隐私，与御史张尚礼的《宫怨》诗相类。朱元璋读了张尚礼的诗，“以其能摹写宫闱心事，下蚕室死：(见《续本事诗》)。而赵翼《瓯北诗话》认为，惹祸的还有《题画犬》诗：“莫向瑶阶空吠影，羊车半夜出深宫！”这不是暗示皇帝荒淫吗？但也有人认为这是附会。清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中说，《题宫女图》与《题画犬》两诗，是讥讽前朝元顺帝的，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

　　但《明史》所说必有根据，这个问题在《吴郡甫里志》中有答案。卷六《高侍郎季迪传赞》中说：“启所撰《青丘子歌》有‘不闻龙虎苦战斗’句，上恶其语。”

　　朱元璋为何厌恶这句诗？

　　因为高启写这首诗的当时，朱元璋正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苦斗”，有时处境很困难。龙兴之主在出生入死之际，你高启作为诗人不来呐喊助威倒也罢了，竟然表示不闻不问，你屁股坐到哪里去了？诗中还有“不肯折腰为五斗米”句，表示对做官毫无兴趣，这也是朱元璋所忌恨的。因为《吴郡甫里志》中未说，只能作为猜想。

　　上述《元和唯亭志》和《吴郡甫里志》都是不常见的乡镇志，却保存着正史未载的资料，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线索。

　　如今朱元璋和高启都成了历史人物，但后人对他们的感觉不同。在读高启的诗集时，充满了敬仰和惋惜之情；而翻开厚厚的洪武皇帝传，只觉得浓浓的血腥气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