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宿舍那扇靠北的窗下，何其芳的《画梦录》，陪伴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大一女生小丁，度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下午”。

       那是上世纪50年代一个阴霾的冬日，小丁从舍友那里借来这本诗集。原本，她只想消磨一下时间，可读了几页后，“那些美丽的句子，就像壁炉中的火星一样，闪烁着扑进心里。”

       她禁不住低低吟唱起一首名为《扇》的小诗：“设若少女的妆台间没有镜子，成天凝望悬在壁上的宫扇……”于是，在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目中，诗人何其芳，俨然成为一个“风流倜傥，翩翩雅态的浊世佳公子。”

       小丁的想法并不奇怪，这个来自四川的诗人，一直以“美艳得令人窒息的诗句”，在上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正是因为这样强烈的“先入为主”，使得几乎所有初见何其芳的人，都会产生一种“现实与梦想的鲜明反差。”

       “这实在是个貌不惊人的老头，矮，且胖。”有人曾这么描绘何其芳，“又偏偏套上一件过于肥大的褂子，雨伞倒扛在肩上，朝后的伞柄上，挂着几本买来的外文书，一摇一摆地走在大街上。”

       不久后，小丁跟着几位同学，到时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何其芳家中拜访，那种“文如其人”的“一厢情愿”，自然破灭了。而更叫小丁吃惊的是，那些被她和同学们“视为珍品”的诗作，却被这位诗人“轻而易举地否定”。

       “那些诗，是一个脱离政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生极其稚嫩的认识。”何其芳认真地对小丁一行人说，“只有我来到延安，感情才真正强健起来，也才写出了真正属于人民的作品。”

       的确，从上世纪40年代起，到延安以后，这个原本以“唯美精致”著称的诗人，在文风上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何其芳开始“大量地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积极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观猛烈开火”，他开始用“粗犷的笔调”，讴歌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度，他还被延安边区树为“脱胎换骨，进行思想改造”的“先进典型”。

       这样的转变，不仅让当时的小丁感到吃惊，也让后世的文学评论家们感到讶异，“从那时起，作为诗人的何其芳，在文学史上失踪了。”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现代文学的教授甚至这样评价。

       然而，翻遍所有留世的何其芳的自述文字，他对自己的“这种走失”，几乎没有过什么遗憾或是惋惜，见诸于笔端的，都是“紧跟时代步伐的豪言壮语”，和“对伟大领袖的崇敬之情”。

       只是偶尔，他也会流露出些许挣扎，上世纪40年代，他在自己一本重印诗集的后记中，有意无意地留下了这么一笔——“1942年春天以后，我就没有再写过诗了。”

       但时代依旧没有放过这个“失踪”的诗人。在1956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何其芳屡遭批斗，他的脖颈上被挂上“何其臭！”的铁牌，逼着下跪认罪。原本一手漂亮娟秀的小楷字，却只能在干校农舍昏暗的灯光下，用来一笔一画地写着《养猪日志》。

       不过反倒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诗人还原了自己的本色。

       1971年，何其芳心绞痛复发，从干校回北京休养，他却突然拄起拐棍，买回一堆德语书，一边学德语，一边翻译海涅的诗。

       每译完一首，这个近70岁的老人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走到正在院里嬉闹的孩子们中，大声地朗读刚译好的诗句，然后问身边的小听众：“你们听懂了吗？你们说，这诗好不好？”

       还有一次，一位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前来拜访何其芳，他刚从医院拔牙回来，还不能说话，只得一只手用沾着血的手帕捂着嘴，一边手拉着那个年轻人，取了两支铅笔和一叠白纸，笔谈了半个多小时。

       何其芳的儿子何辛卯还记得，一个爱好诗歌的中学生，看到何其芳被造反派强迫打扫厕所，就过去帮他，然后向他求教诗歌创作经验，在厕所里，两人“偷偷地”，却又“热情地”谈了很久。

       何辛卯笑笑，说：“是啊，其实，无论在什么时候，父亲对诗歌，都是很虔诚，很认真的。”

       记者/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