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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具有延续性的文学活动，我们把庆历诗歌界定为涵盖天圣年间到嘉祐、治平时期大约四十年的创作活动，这四十年是宋诗的开山奠基时期，也是欧阳修领导并取得“诗文革新”运动胜利的时期。仁宗天圣九年（1031），梅尧臣与到西京留守推官任的欧阳修见面，此后不久，“洛下才人”集团开始形成。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四记
载：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公（欧阳修）与尹师鲁、梅圣俞等“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个中成员正是日后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基本成员。从此时起，梅尧臣为“欧公把臂入林”，日后对文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观西京时期的文学创作，大体是以平实自然、清新本色来有意对抗西昆派的靡丽深隐；就诗歌而言，梅尧臣正是这种平易诗风的代表之一，也就是欧阳修所说的：“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梅圣俞墓志铭》）。如果把“闲肆”理解为“自然为文”的话，那么清丽自然也正是“洛下”时期梅诗“平淡”的主要特点。
入仕之前的梅尧臣一直在乡居颠沛中生活，这使得他一方面因远离当时的主流诗坛而没有沾染流风时习，因而保有一份对世界的清新感受；另一方面又基于这份感受而拥有对外部世界的真切的感动，这又正是当时的西昆派诗人所缺乏的。就像人们常援引的《田家》、《观理稼》、《田家·四时》一类诗篇，梅很自然地把习见的农民生活引入诗中。诗中一方面写村景的清新，田家的熙乐；另一方面又以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对无以卒岁的农民寄予深深的同情。这类诗歌从题材上讲，已然大大突破了台阁体的狭小天地。
在这个时期，梅的写景诗也显得清丽而富于韵味。其中“闲肆平淡”之作很多，如：《梅花》“似畏群芳妒，先春发故林，曾无莺蝶恋，空被雪霜侵。不道东风远，应悲上苑深，南枝已零落，羌笛寄余音。”比之林逋的梅花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从对事物本身的咏写来讲，梅诗显然没有林诗的精微与传神，但梅诗写的是“有我之境”，寄托在叙事描写间自然流出，又停留在似有若无之间，不质实，又不深隐，所以纪昀认为“便有情韵”。又如《岭云》写“林际隐微虹，溪中落行影”，《田家》之“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等一类的写景，与“晚唐体”诗人“孤舟依岸静，独鸟向人闲”之类景象比，有融于自然的恬淡宁静，而无遗世独立的虚静玄远。这类创作显示了与北宋初期诗坛异样的趣味和倾向，而且像《梅花》诗那种不斤斤于物态的描摹，携议论而行的描写，已肇宋诗之端。
这时，欧阳修与尹洙等相与作为古文，又补缀、校定旧本韩愈集，使韩文渐行于世。欧阳修、尹洙等以韩文为学习楷模，扭转昆体的骈俪之习，提倡自然为文，明白晓畅。梅说“共在西都日，居常慷慨言”（《闻欧阳永叔谪夷陵》）。“洛下”青年们，相互砥砺激发的文学、政治热情，激荡着梅尧臣，使他怀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天圣九年所写的《黄河》：“积石导渊源，沄沄泻昆阆，龙门自吞险，鲸海终涵量。怒a生万涡，惊流非一状，浅深殊可测，激射无时壮。……”诗歌的意象和境界一改常态，显现出阔大的特点。诗中浑涵壮丽的景象和气势，可以感受到梅的激情。可以看出，梅为了呼应欧阳修对韩愈的推崇，渐开始改变自己的特点。这种主观意识的变化，是梅在稍后的时间里诗风变化的主要动因。
仁宗景祐初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等相继被罢斥。此时，远离政治斗争中心的梅尧臣写了《彼鴷吟》、《闻欧阳永叔谪夷陵》、《闻尹师鲁谪富水》、《寄绕州范待制》等一系列诗章。更有《猛虎行》，以虎为喻，鞭挞权要。这些诗歌远溯风诗，近取杜甫、白居易新乐府精神，语言浅显，但情绪饱满，声调铿锵，内容充实。梅写于景祐时期的作品，大多体现了干预时政，挥洒意气，意正词严的特点。如《古意》“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月缺魄易满，剑折铸复良。势利压山岳，难屈志士肠。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诗中所张扬的是一种砥砺士气、刚毅难犯的高尚品节。在强烈的参与意识影响下，梅于庆历前后写了众多的政治讽喻诗，往往充满了不平与拗怒之气。因现实黯淡而造成家国的艰危和个体的困顿，从而激发内心的怨愤，这种情感特点在梅尧臣的这些篇章中便呈现为一种拗峭挺拔的风貌，欧阳修称之为“古硬”。
梅诗所谓“古硬”的一面，除了“激于事”而发外，主要也是效仿韩愈诗而形成的特色。梅尧臣学韩诗的目的，是为了矫正晚唐五代以来诗歌中疲软圆熟的弊病，以求雄健之美。梅学韩最成功的就是，在平易中“间以琢刻以出怪巧”，饶有气遒意劲之态，形成自己“古淡”的诗风。这类诗首先就是取象奇特、取境幽昧。如《和才叔岸傍古庙》“树老垂缨乱，祠荒向水井，偶人经雨踣，古屋为风摧。野鸟栖尘坐，渔郎奠竹杯，欲传山鬼曲，无奈楚词哀。”一类诗，入眼者无非老树、荒祠、古屋、野鸟一类。陈衍《宋诗精华录》评此诗：“写破庙如画。”又《腊日雪》“风毛随校腊，浩浩古原沙。寒入弓声健，阴藏兔径赊。马头迷玉勒，鹰背落梅花。少壮心空在，悠然感物华。”诗以“风毛”取譬，喻腊日之雪铺天盖地而来，设喻特别，且意含劲健；末二句融抒情议论一体，化雄豪于沉着，仍不出“平淡”之法，却又不失奇峭之气，这种风格正是梅诗特有的“石齿漱寒濑”式的“古淡”，也是宋诗的本质特点。
其次，就是题材的出新。具体而言就是指题材内容的广泛性和“下指”性。广泛性是指在普遍的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的指引下，梅尧臣有意识地将各种生活内容和生活场景纳入其视野，而不像宋初“三体”那样只注意自身眼前的天空或典雅的风物以表述一种高情逸趣。而从部分诗篇内容的“下指”性（或称“平民指向”）看，如著名的《田家语》、《汝坟贫女》等等，梅诗关注的已不只是内心的适意，而是普众的生命、家国的危艰，这种在“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生发的悲天悯人的社会关怀，正是梅诗转变宋初诗风的关键。
其三，这些诗作体现了情感体验的“深入”性。这种“深入”，既有目见耳闻的亲历，又有设身处地的理解之同情，情感之真切，已不是如“白体”、“晚唐体”那样，营造空幻的理想境界；也不像“昆体”那样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包裹在层层叠叠的古语典实之中。面向现世人生，直接抒写真切的感受和真实的感情，这也是欧梅等恢复“风诗”精神，实践“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作为，也是意识形态领域复兴儒学精神的具体表现。梅尧臣一再批评“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的“空言”诗风。可以说，梅尧臣的这种诗歌精神，贯穿在他的诗歌创作的全过程。
梅尧臣将作诗所达之境界分为“善”和“至”两个层次：“意新语工”，独造生新，斯为“善”，这是属于宋诗外部特征的部分；“寄至味于淡泊”，而含不尽之意，方可谓为“至”的层次，这是属于宋诗内质特征的部分。从梅尧臣庆历时期的创作实践中，正可以完整看到梅诗从“善”的追求，到达“至”的境界的过程，即在“经世致用”精神影响下，形成“平淡”而饶有风骨的诗风特征。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