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

　　中间地带

　　海子的自杀与他生活、往返的两个地区有关，一面是单调乏味的小镇，这种单调，是由于公共生活的乐趣已完全退缩为家庭私密和不同类型的交头接耳形成的，没有真正值得谈论的东西，生活重复、空虚、具体、晦涩、沉重，人只感到在无休止地下坠。

　　相反，首都，这座他上过大学，有许多亲密朋友的城市却是不乏机会，精神可以得到拓展和丰富的文化中心。这座城市建设冲突、摹仿成性，胆大妄为，充照了政治幻觉、复杂的身世、客气但城府很深的名流、在风沙和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里逐步退化的女性的美貌、又忙又累的脸、成功的逃税者、暧昧的中产阶级、冠冕堂皇的保守主义，涉猎上流社会的拙劣动机和举止、频繁的社交、宴会、典礼、光荣和梦想、轻浮与焦躁、滞重。

　　海子要以不同的身分和态度来应付这两种生活，他一边得到了休恩的鼻子嗅这座什么都接受，又什么都排斥的城市，它是巴黎、纽约、伦敦片刻之间的局部错位，又是耶路撒冷、婆罗浮屠和日本神社一种奇妙的杂交。这座含混的城市把古代燕京的门坊和现代西尔斯式的大厦不可能地熔为一体。激进而保守，骄傲而又不十分自信，分布指示却两耳闭塞，声张平等、正义却官道森严。同时，海子又用这只膨胀的鼻子，转过来，惶惑地嗅着小镇可怜而又无可奈何的孤立状态。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有许多这样的卫星小镇。他们是地理意义上的仆人。对北京来说，小镇是一种合理的牺牲，而北京对这些星罗棋布的附属物来说，却是一种不合理的轻佻和高大。

　　海子在两个地区都不作长时间的停留。因为这两个地区都赋予了他一种居住权，一种责任和看法－－它们彼此是出发地，又互为终点。因此，当海子作为这两个地区的代言人，在判断的法庭上互相审查、挑剔、对质，寻找机会，抓住对方的每一个弱点和纰漏时是可以想像的。在两地他都是陌生人，一个乡村邮差，不断用身历其境的地貌，风土人情和人们以不同方式打发日子，听凭堕落、涣散的细节使双方受到刺激。他用两种方言进行周期性的拜访和嘲讽。他这样做，很容易使双方都陷入尴尬和难言之苦而随时存心抛弃他，出卖他，以保地区和平。他的陌生对于面对面的虚伪手段和人们引以为豪的本地特色有一种威摄。除非他有充分的理由使这两个表面对峙、而私下却串通的地区，相信他是可以被利用的，而且，在传递各种怀消息的时候最好有一种含蓄的、大家都能够心领神会的形式，否则，他会被双方拒之门外。这种形式自然指的是写作，当然是一般人眼里的那种写作，它与城市里带纹饰的柱子，拱门和长廊没有什么不同。但当写作真正到了海子手中，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道义上的冲突，一种肉体的、同时又是文字的耗散性的双向运动和历险，写作帮助他挣脱了物质的外壳而考究精美的内核，成全了他超凡脱俗，靠敏锐嗅觉行事的怪僻行为。在急速的写作中，他象一只带着青铜坠饰的大鸟凭虚凌空，俯瞰着大地所有互施强暴、敌对两半的市镇。他越公允，便越孤立。他的判断和担心就象他实际看到的那样丝毫不能取得妥协。情绪对立的两半，一半哭泣，一半耻笑；一半填怪，一半恭敬，一半扶摇直上，另一半却沉入地狱。

　　他很想摆脱这种身首异处的状况，想升得再高一点，尽量把两个地区的全景和细部统一起来。这种占据某个制高点的愿望，促成了他精神上的中间地带，他在那里看到了从来没有展示过的景观：他生活的两个地区，或者说两种生活方式和可能吧，犹如暮色中的原野，在血腥中慢慢合拢。这种现象令人震惊，他突然感到再也没有获得双重信任的必要了。万事万物都在卑鄙地同流合污，而他需要的只是一只精神和谐，把人们引向愉悦的市政设施，需要的是灵魂经过一番微不足道地处理后的高度和中立，一种新的视点和肉体可悲的遗弃、落实。当然，这种肉体的栖息之地，并不是没有选择的，它必须是一个中间地带，与他生活过的两个地区放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保持着丝毫不差的距离。是一片消除了全部差别的真空，一个具有臆想之美的风景区，为月亮、大海、柠檬、树木、古风、缅怀生离死别的男女、多情的中世纪混合气氛所笼罩。

　　他卸去肉体重荷的所在地是一个听得见海水的地方，一段铁路－－仔细想来非常可笑，简洁、冷漠的铁路穿过这里，棉亘在他曾经生活过的两个地区之间。这段铁路过去把他送往冲突的领域，而现在成了他摆脱这种冲突，摧毁自己的工具，是他身体获得平衡的、必不可少的地点，也是他最后徒步达到的天国车站。在这块地上，火车开进的速度很慢，海子选择了火车的中间部位，两副轮子的绝对中间，这种等距离留下了片刻的时间，既宽容，又不允许太多的恐惧和痛苦。在他卧轨自杀后，人们只忙着验明身分、收尸、报讯、哀悼、为出版他的身后著作（The Works Postumous）募捐。但没有人去注意海子一分为二的躯体所达到的精确程度以及它的含义，更没有留心他最后带在身边的那个橘子，是不是也按照等距离规则玩了一场死亡游戏，干净的两半，没有流血和狼藉。

　　1989。6。15

　　燎原

　　孪生的麦地之子

　　－－骆一禾、海子及其麦地诗歌的启示

　　当中国诗坛突然大面积种植麦子的生活，我想少数在"麦子"这个词前黯然止笔的人心中定然是疼痛的。他们知道一个词的分量。知道深居在《说文解字》9535个字中的某一个，终而有一天同诗人们互相发现、互相击穿时的那种神秘机缘的意味。他们的疼痛，是目睹了两位"少年诗人"发现了金黄的麦子，并以诗向它夺取了自己的生命的疼痛。在诗歌创作中，诗与个体生命的相互选择是一种缘分。个体生命以只有自己具备的心灵能力发现并映照这个词，使它复活、发热，获得无限延伸的光芒，进而照亮别人。

　　我便是怀着这种疼痛说起死在肇始于他们诗歌麦地中的海子和骆一禾。当其它被照亮的人相继坐在他们死后的麦地中歌唱，比如整个世界排在梵高身后歌唱向日葵，我们是否该为这麦地上空觉醒的合唱之声感到、并意识到当代中国诗坛一个值得注意的时期已经开始了？

　　"向日葵是平民之花……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欧世界和美术界就一直对向日葵寄托了一种神圣的情思。'向日葵'的含义中有对'崇高者的爱'"（张承志《金牧场》）。中国艺术界的向日葵情思几乎是从张承志对梵高的追认开始的。而它直接作为众多中国诗人的抒情对象、被热爱的"崇高者"，则表明了他们对痛苦燃烧的人生和炽热艺术理想的理解及其心理趋向。但这种从梵高眼中看到的欧洲的向日葵，对于他们的诗歌来说则是一种假借或依傍。这意味着他们不能比梵高说出更丰富的语言。因而也意味着这些作品可有可无的存在地位。"错把他乡认故乡"的误会，若干年来一直妨碍着我们自己经典的产生。当少数优秀诗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重新进入中国文化的源头时，过重的纸味却减弱了这些诗歌抵达生命心灵的汩汩活性。

　　中国的向日葵－－麦子，是被众多醒悟了的青年诗人寻找而由海子骆一禾最先找到并且说出的。由这个词延伸开去的村庄、人民、镰刀、马匹、瓷碗、树木、河流、汗水……的意象系列，现在时态中为这一些朴素之烛照亮的对良心、美德和崇高的追认和进入，几乎囊括了中华民族本质的历史流程和现时的心理情感，从而成为中国人的心理之根。"艺术能够更新我们对生活经验的感觉"。麦子是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共同的生命背景，那些排列在我们生命经历中关于麦子的痛苦，在它进入诗歌之后便成为折射我们所有生命情感的黄金之光。成为贫穷崇高的生存者生命之写实。

　　但是海子与骆一禾，他们二人几乎同时倒在29多岁的韶光中。在我搜读了他们生前的大量诗作后，我有充分的根据说，他们的灵魂已触及到死亡光明的核心。他们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对生命怀有炽热理想的诗人。他们是在一系列麦子的歌颂之后成为麦地上空燃烧的火焰，延伸了作为诗人的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类同的生命结局是富有意味的，他们诗歌中某些共同的创作事实同样富有意味。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在若干年前几乎同时北方乡村的诗歌背景以及相似的诗歌意象系列。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取三对句子加以对比：

　　"而两个手捧大碗的男人谈雨水，也谈收成/此外就没有

　　话了"

　　"杨树美如黄金，百里之间/杨树是最漂亮的眼睛"

　　"那一天蛇在天堂里颤抖/在震怒中冰凉无言享有智谋"

　　－－以上骆一禾

　　"在月亮下端着大碗/碗内的月亮/和麦子/一样没有声响"

　　"白杨树围住的/……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

　　"当七月萦绕着我，那条爱我的孤单的蛇/--她将在

　　痛楚和苦涩里度过一生"

　　－－以上海子

　　我并非仅是为了通过这些对比提取麦地、大碗、杨树、蛇这些共同的意象，我还在他们更广泛的共同意象之后，发现了"感恩的麦地之子"这样一个相同的抒情主体角色，及其忧伤脆弱的女性气质。骆一禾自称"生为弱者"："我背起善良人深夜的歌曲/玉米和盐/还有一壶水"；海子曾这样倾诉："在这个下雨的夜晚、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为你写着诗歌"。在艺术中，男人的这种脆弱的女性气质，是智性情感触及到人类生命之根时心灵的彻底通透，比如在世界驳杂的物质流程的源头，对那位美丽忧伤的母亲一瞬间刻骨铭心地看见和理解。他因此而孤独，坐在那个无人可与说话的深处，独自承受着整个世界浓缩在他心里的情感。此时，被孤独抽成韧丝的语言便成了最能颤动我们灵魂的琴弦－－因为女人或者母亲就在我们生命的血缘之中。这是那种潜在的语言力量。另外，当孤独的领悟被"说出"的欲望所冲决，语言又会在"高烧"的惑乱和执迷中形成燃烧的白金。两种语言指向都会达到了终极性的力量。

　　海子和骆一禾这些"麦地"系列的诗歌大都写于85年－－88年这个时间区段。我们当然记得此一时期中国诗坛所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藩镇割据"以及几个有影响的群体实验阵容。而他们却一直寂寞的（海子的部分诗作除外）几乎是在一直湮没的危险中，坚持着朴素、热忱的"麦地劳作"，深入麦子与民族精神间的本质意蕴。我们于这个事实中不难觉出诗歌与他们的灵魂、生命的关系。他们这种专注也是通过麦子找到自身生命与大地的对应关系后，对由此放射开去的民族大灵魂的投入。由生命抵达语言，在语言的生命化中烧结艺术的白金。其形态正如托马舍夫斯基评价普希金时所指出的："应用诗歌所造了他生平中的某些事实"。就是说：他们写诗是为了生命大人格的逐步实现，而不是以生命经营作为文字和功利的诗。

　　恍若一对孪生的麦地之子，他们二人是在灵魂的诗歌生命本质的共同进入中抓住并照亮了那些麦地意象系列的。但这些共同的意象系列在走入他们的诗歌时，所展开的境界却是各自独立的。他们那种忧伤脆弱的女性气质，其实有着各不相同的特定内涵。骆一禾的书斋气息显然是极浓重的。他采取了一种静悟的方式，以心灵的修炼而获得内在的空明、热烈，进而抵达远在的光明。海子则更多一些漂泊的意味，他从被麦子映照出的宇宙空间，捕捉类似流萤闪电的神秘信息，终而到达心灵的顿然开启。骆一禾是前瞻的，以内心的光明之核笔直地朝向远在的光明之境。在他的诗中，那些麦子的意象系列呈一条渐至升高递增的广阔光带："我们在黄河与光明之间手扶着手，在光明/与暗地之间手扶着手/……从这支光烛走到那支光烛/我们就是一对熟人"。在这条光带中跳动的，是黄河、大太阳，是四匹在大道上奔驰的骏马、农民的女儿、钴蓝色瓦盆上怒放的心神，是亘贯在历史中革命和穷人的美德（见《为大地歌唱》《黄河》等）。这条由衷地在诗歌中投射出的光带，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去年心史。至此，我们已足以此中觉出骆一禾由一个纤弱的麦地少年到大地歌手的生命转化。他87年完成的长诗《屋宇》，无疑显示了他生命熟（左禾右念）期最本色的风度。那种囊括生命万象于从容辽远中的徐徐行歌，标志着他对生命节奏和艺术法则的深邃把握。它的恬静、壮阔、炽热、幽邃使人自然地把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埃利蒂斯的爱琴海系列和东山魁夷的蝉境综合起来与之对照。骆一禾用自己丰裕的生命温情晕染"黄昏中盛大地之流布的殿堂"……麦穗的破浪于胸中辟阖起伏。那时，他"以黑眼在活生生的屋宇前，长久地静霎"。他着看眼前那座史诗的屋宇，生命升华为一种精神物质后的沉醉和昏迷，使他体会到了生命的峰巅境界。《屋宇》无疑对他形成了再也无法逾越的绝望。他因此紧张而乃至显现出一个人即将终了时不甘于赊欠生命的焦躁："我们无辜的平安，没有根据/是黑豹/是泥土埋在黄豹的火中/……天空是一座苦役场/四个方向/里,我撞入雷霆"（《黑豹》）。这种绝望的暴怒，与他惯有的书斋式的空明热忱形成了刺目的反差－－这正是他不可摆脱的预感之征兆。

　　是的，是诗歌创造了骆一禾的生命事实。他的艺术行为和生命行为已经执迷为纯粹的宗教情感。在他心灵的走廊上，是一条神秘的光明在涌动，而他生为弱者的生理性神经，在那条光明最终涌成火焰的瀑流，而使生理肌体失去承受能力时，他的生命便有如碘钨丝炽白的一闪，随之在光明中完成。

　　如果说，骆一禾是从麦地出发，并沿这条光线自燃着倒在最终的光明之中，海子则是走出麦地后，遂开始了麦地上空的精神漂泊。在这样一个空间，他仿佛一个脑袋里装满哲人智谋的诡谲的孩子，嘴中吹着芦笛，而思想却千年苍茫。他以人类文化为心灵之境，折射大宇宙投射于生命的花纹。骆一禾的麦地是一种群体生命的抒写，而海子的麦地是孤独的。他用化学式的微观分解探视储存在麦子中自然的和人类生命的合成元素，从而使麦子扩大成宏观的他的生命源头和文化背景。他于其中领受恩典，而所关注的却是"麦子宇宙"提供给艺术的奥秘－－这似乎是他生命的唯一任务。在麦地的孤独中，他把麦子放大成一个客观宇宙时，也把自己放大成与之对应的对话者。他的广大的孤独使他把自己视作人类以诗歌与宇宙交流这一使命的唯一承受者和发言人，他迷醉于自己意识中的这一使命，并且为之焦灼。我想漂泊中的海子这时一定在这个宇宙深处看到了什么。出现在他诗歌中的已经是骸骨、鹰、泪水、神、王等这样一些渺远、具有疼痛感的意象。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是在意识到人类生命能力对宇宙核心触及的有限性的悲哀中，坚持作生命的伸展的。

　　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集合

　　神的故乡鹰在言语

　　秋天深了，王在写诗

　　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

　　得到的尚未得到

　　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秋天》

　　这种坚持中满贮的疼痛和泪水，尚能被他用平静的语气所掩饰，但随着那一感觉无法掩饰的尖锐，他终而失魄地惊悸到："诗人，你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义。"这麦地和光芒的情义，是他从中获得了人的生命，而要用艺术报答归还的情义。他曾经以为自己能够支付这一生命的债负，并为这一支付而给自己设置了一根警策的鞭子："一只空杯子内的父亲呵/内心的鞭子将我们绑在一起抽打"，"日光其实很强/一只万物生长的鞭子和血"。但当他终于在少年式的幻想后看到绝望时，却转而满含泪水地要求麦地对自己的生命努力作出承认：

　　麦地

　　神秘的质问者呵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这个诡谲的孩子一瞬间还真了。他要得到一种安慰性的承认，以证明自己不负生命。他是以这种清醒的自我欺骗，在生命不能抵达的半途，对着远方作一次遥远的梦喃－－他看到了远方的真山真水，也看到了真山真水前自己的山穷水尽。剩下的岁月，在他看来只是没有奇迹的生命延续，这是他骄傲的心所不能忍受的－－猝然的，他在认为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了自己。当代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曾对这种生命现象作过深刻而精辟的论述。他说：在生存无故实现的地方，在生存好象没有重量不断消散的地方，这种生存的结束正是对生命必须承担使命的提醒。

　　新时期中国诗歌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在诗歌真正回归到其本身、并对使命的质询作出应答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些诗及其源头：江河《太阳和它的反光》系列之于老庄和中国神话；杨炼《礼魂》系列之于屈原、艾略特、桑戈尔；宋琳的城市诗系列于博尔赫斯和欧美新小说派；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之类与庞德和欧美新口语诗。他们分别在生命的形而上的高处或诗歌的智性空间为我们描述了新时期诗歌所能达到的深刻和智慧。但是作为一种玄思，作为现实的文化生命对一种既有哲学新的进入和对应，这些诗在获得其先锋性的同时却减弱了传输的广大性和情感的湿润性、可感性。当他们在高文化的层面上走动时，现实生命情感中苦涩与温馨－－那种由农夫在大地上稼穑时对着太阳和庄稼所涌起的、并一代一代沉积在我们心灵中情感之根的东西却在一层隔板上封闭着。我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到了海子与骆一禾这两位麦地诗人对当代中国诗坛的意味的。相比之下，他们的诗似乎更少依旁，因而更本真、诗质的新品位更高。陶渊明、王维、弗洛斯特乡村场景中淡泊忘情的出世特征，正好使他们麦地中心灵的紧张炽热显出灼目的光芒。深入人生、深入广阔场景中民族的心理之根，以麦子的光芒照耀现实生命的空缺进而抵达乡村中国血汗生命的精神领空，这便是他们诗歌的主题。在他们麦地意象系列的核心－－人民，作为一种品质和道德的象征，是被放入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加以观照的。他贫穷中的美德、迟钝中的坚韧、苦难中的革命……在怀着沉重的现代道德精神忧虑的他们心中，成为神圣的良心和激活现实生命的精神源头。他们深刻的现实生存忧患和崇高人格的热切追取，以及灵魂直裸于生命质询时的坦诚以及自省精神，都对当代中国诗歌重新开始了对朴素的关注，对情感与心灵的关注。他们还提供了一种亲近可感的文本范式，在诗歌形而下的拘泥和形而上的隔膜诸种表达的困惑中，他们以富有血脉感的意象振动高处的蓝色空间，在空远中产生灼烫。

　　时间对于某些东西是无能为力的，若干年后，中国诗坛仍将记得这样两位少年，在他们真挚得用生命去和麦子的光芒作出交换后，一说到诗，我们的心便会随时处在疼痛和不宁中。

　　1989。11。26夜青海南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