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里唯一的阿根廷人，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是乌克兰人，1928年的移民。父亲是参加过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这一点我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1957年回莫斯科见两位姑姑和表妹的事情了，他们还住在父亲逃走前安身的小木屋；当时由于沙皇警察的四处搜捕，他不得不在俄国各地辗转躲藏，也不知道都去过哪些地方，最后才决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抵达时已是1912年，逃脱了兵役。

　　他先是用假护照去了热那亚，得知两个船讯：一艘发往纽约，一艘终点布宜诺斯艾利斯。驶向南美的船先出发，他头也不回地走上甲板，在阿根廷的首都一住5年。十月革命之初，他满怀希望地回国，因为那是一个各种意识形态争鸣的时期……很快，自由空间开始步步紧缩。

　　令他尤其失望的是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共产党并流放阿拉木图，靠近中国边境了。尽管不是托洛茨基分子，父亲仍然很敬重他……因此所有家人都持假护照移民，开启了全家使用假护照的传统。那时候我姐姐只有3岁。

　　父亲是铁路工人、木工，1928年带着我母亲和两个孩子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他继续干木工活，后来又做起小生意。妈妈以前在敖德萨学过医，她父亲是一位拉比，深居简出在一个犹太人小村庄，担任着维持邻里和睦的法官职务。他是用茶水和面包养足的圣人，许多年后我读20年代的美国诗歌曾见到犹太诗人口中茶和面包的影子。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很远的比亚克雷斯波区长大。我生在那里，为了陪伴孤单的母亲急急如一道光芒降临，就像在分娩的艰难时刻让被爱的女子拥有了爱人的呵护。我的童年充满了各种未曾亲历的记忆，全都来自母亲神奇而可怕的讲述：一天，哥萨克人屠杀过后放火烧村，姥姥冲进火海抢救孩子，最终仍不幸失去一个。每当危险降临，外公总是取出一个装着18世纪羊皮卷的小箱子，开始诵念《创世纪》：这位拉比生那位拉比，继而又生另一位，他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在威胁面前，朗读羊皮卷赋予他某种程度上的延续和幸存幻想。

　　和众多俄国革命工人一样，我父亲知识非常广博：经济、历史、政治，就像现在称的“文化人”。我母亲热爱音乐，要求我们学习钢琴。

　　他们从不把我们限制在“隔离区”，无论行动上或思想上。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我选择了割礼，向欧洲正在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致哀，但我并没有被强制灌输任何宗教教育，我记得很清楚，13岁那年生日我收到沙雷·阿列姆［1］的全集作为礼物。父母手头并不宽裕，他们省下每一个小钱，年年带我们去科隆剧院看一次戏。在那里，我听到第一流的歌唱家、见识到豪华的演出阵容。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街区生活却很紧张，处处能嗅到贫困和挑衅。

　　我爱上过邻居家一个小女孩。我喜欢她黑黑的膝盖，不自觉地从心里流淌出爱的诗句，带着初恋的韵脚。

　　她叫安娜，11岁。一开始我只是送给她阿尔马富尔特［2］的诗，就好像亲手写的一样，但见她笑得那么开心，我便开始努力尝试拿出自己的东西。

　　从小我就熟知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一切故事，街上画满涂鸦，我们小孩子收集巧克力的银色包装纸，以为这样可以融铅为共和军造子弹。二战造成家里生计的困窘，还带来之后的一切：43年政变、贝隆主义出台、55年政变。毫无疑问，那些年里多事之秋的社会环境锻炼了我们务实的态度。

　　我不记得写出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样了，但发表的第一首还记忆犹新。那时我们住在坎宁和贝拉，其实从很早、8岁甚至之前，我就读了很多诗。诗歌具有催眠的魔力，我一方面被那种声响所深深吸引，另一方面陶醉在不能领会的词语那无尽的神秘中。波利斯很喜欢看书，还有一些是俄文的，我在他的图书馆进出自如。

　　11岁的我每当《红与黑》杂志到手就读得废寝忘食，因为上面有很多精彩的历险故事。每期有一个专栏讨论集邮，另外一个随机设置，我寄出过五六十张邮票企图讨好编辑，但诗总是被退回。后来有一次终于发表了，当然也是一首未竟之爱的小诗，大概说的是：爱情，永恒执着的幻梦，愤怒的命运将它改变。

　　有段时间我总是做奇怪的梦，反复长达两年之久：我是一个侍童，在宫廷中即兴赋诗。当然那些诗句在醒来时已经无影无踪，我在床头柜准备的铅笔和纸从来没派上过用场。

　　12岁时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接着就发了两天的烧。家里有一个院子，尽头一道薄板楼梯通向哥哥的房间。每逢周日我会走到那边拿起书一口气从头啃到尾。那时读的主要是西班牙古典著作，加尔西拉索、克维多、贡果拉、洛佩·德维加……但我听到的第一首诗却是普希金的俄语作品：哥哥把他还记得的一些片段念给我，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了“天赐的诗意”。

　　记得满12岁时父亲送给我沙雷·阿列姆的全集，之后我开始向阿尔马富尔特“偷诗”。

　　父亲是一位如饥似渴的读者，而母亲继承拉比传统，对生活有独特的理解：贫困确然存在，这是事实，但人类精神并不因此停滞。我在一种共存的氛围中长大，学校里跟其他阶层的人打交道，但街区里从不自命清高：弹子房、女孩、手风琴、足球、米隆加舞［3］，样样都能来。

　　我15岁就开始跳米隆加，那时候舞蹈让我着迷。博尔赫斯说探戈是一种走路的方式，我并不是要纠正他，但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交谈的方式：面对一个陌生的女孩，它是开始一场亲切对话的最好办法，之后便可以转移到其它方面、关于对方的各种问题。我相信米隆加是一场可以舞动的对话。

　　终于有一天，我开始自许为诗人，放弃了化学专业，然后我陷入爱情，放弃了一切。我做搬运工人送家具、卖汽车零件、最后通过发票发现了一条从铅笔到墨水再到打字机的道路。也许到电脑这一步我是迈不出了。

　　后来我进入《青年》杂志的圈子，那是一本50年代流行的刊物，小说家达马多，克龙达，诗人大卫·阿尔瓦雷斯·摩尔加德都被推介过。

　　一个人可能写作多年但从未想过发表，写只是满足一种抒发的需求，像我发表就是受到了一群朋友的鼓励，其中有赫克托尔·内格罗，胡里奥·C·西尔维安，迪·达兰多那样的诗人，但也有不写诗的。我们编了一本《硬面包》来自我发行，运作方法是先征集订阅，再用这钱来印刷，大家一起商定哪些书能出、顺序和其它。令人欣慰的是团队中没有出现争执，投票决定我的《小提琴及其它》首发，之后是赫克托尔·内格罗的。我们也开始组织公开的诗歌朗诵，那是55年政变之后，在“面具”剧院；我也因而有缘结识了劳尔·冈萨雷斯·杜尼翁，经介绍邀请到的贵宾。我们还在街区俱乐部、图书馆和各种不同地方朗诵。

　　我写诗完全因为懒，因为诗的好处就是字少：全篇短、诗行也短。不过我还是尝试过小说，甚至写到了30页，名字大概叫“诗人日记”，但都是闹着玩的。我也写过一本故事书，1967或68年的时候，但更多的是表达我为寻找诗意和语言做出的种种努力。我都不确定它们是否能称作“故事”，也许只能算一些小篇章，有些部分已经遗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