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鸥：感动写作——重构精神元素和诗歌文本

http://www.xshdai.com | 2007-11-20 18:21:24 | 新诗代 | 浏览:323次

    “感动写作”自《新诗代》提出至今已近一年，海啸的《感动写作：21世纪诗歌的绝对良心》、马知遥的《感动写作论纲》和《再论感动写作》分别就什么是感动的诗歌、感动诗歌的分类、当前诗歌的现状以及“感动写作”提出的背景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本文则力求就“感动写作”的提出在当下语境中的策略性选择、它的基本内核及其精神旨归和全部意义作一下梳理和提炼，以期和各位同仁共勉。

    一、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

    新诗自“五四”开始已近百年的历史，而从朦胧诗到现在已近四十年的历程。从60年代中期黄翔、食指、北岛开始，历经众多优秀诗人的抒写，新诗写作正在以和共和国奇特的命运一样奇特的方式，积极参与了世界文学的有机构成。时至今日，汉语诗歌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境遇和话语背景下进行写作，我们很有必要对其分析和确认，以期对近百年汉语诗歌的写作有一个立体的审视和描述，进而达到一种较为客观的把握。

    1、我们依然在阴影中爬行——仅仅是心灵的对接和技术的模仿

    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卢梭首先发现了工业文明将给人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摧残而发出“保护人的本真心灵，拯救人的自然情感”的呼喊。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揭示意义的呼喊，它既揭示了现代人生存的历史境遇，又指出了现当代文学的人文理想。从人类文明的进程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当下依然处于工业文明的进程之中。因此，应当说从“五四”新诗以来直到现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基本历史境遇没有改变，因而卢梭的“呼喊”同样是我们当下生存的历史境遇，同样是我们写作的心灵背景，同时也是诗歌写作的人文理想。

    另一方面，从“五四”新诗以来，无论是“朦胧诗”、“第三代”和“中间代”，还是80代的写作，在创作方式和表现手法上完全没有摆脱、离开和超越西方现代派以来的各种流派，诗歌写作在技术这个层面，实质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模仿和复制。因此，我有理由说：我们“五四”以来的诗歌写作完全是一种阴影中的爬行，仅仅是一种历史境遇的横跨、心灵的对接、技术的模仿和复制。

    2、心灵的遭遇——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精英写作的失效，是“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强暴、肢解、吞噬与重塑

    十余年来，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一直在我们精神文化的领空密布和徘徊，像瘟疫一样渗透我们的血液、骨髓和肌肤。它改变了我们的血质和基因，对我们固有的价值体系进行了深层的爆破和肆无忌惮的肢解。

    那么，后现代主义及其思潮有哪些特征呢？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一场思想运动，它既是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34年出版的《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的“逆动”。1947汤因比出版的《历史研究》，则是用“后现代”指称西方文明史中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西方统治的告终，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天主教教权的衰落，非西方文化发展壮大的历史趋势。而其后的一切意义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后现代主义从内容上分为文学艺术上的、社会文化上的和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从学理上它又分为否定性（解构性）、建设性（建构性）和简单化（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从表现形态它又分为解构主义、反基础主义、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非中心化思潮等。因而，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又有着纷繁而具体的表现形态。

    否定，应该说是后现代的根本特征。它包括对一元论、最高真理、绝对基础、纯粹理性、唯一视角的否定。与此同时，倡导多元性，推崇多元化又是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特征，我们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元化就是后现代主义在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具体形态。而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的多元化也是后现代主义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出发，在艺术活动中它推崇创造性，反对模仿和复制。从哲学上看，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促使我们重新反省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根据以上的介绍和分析，反价值、反崇高、反英雄，显然是后现代主义“否定”的特征在思想文化形态上极端化的具体表现。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无论从认识论上还是从生活观念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否定的是一元论、是绝对权威，它竭力主张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倡导多元化和相对性，它激活、丰富了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为我们对权威、对核心、对一元化的否定和对新事物、对不同意见的接纳有了理论的支撑。但是，这种多元化和相对性一滑向极端，就会演变为对价值、崇高、尊严、真、善、美等精神基本秩序的怀疑和否定，最终导致陷落一种虚无主义的深渊。

    价值，应该说是我们社会基本秩序的最敏感的神经，道德、尊严、崇高、爱与恨等观念都是价值取向的演化和派生。如果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倒塌，崇高、尊严丧失，真、善、美等一些社会生活的基本尺度模糊，社会生活就将是一片混乱，黑白不分，是非颠倒，这样的局面肯定是极为恐怖和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的思维惯性从来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在这种惯性之下，后现代由多元化和相对性滑向了极端，陷入一种虚无和混沌之中，否定了价值——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尺度。而当后现代思潮像旋风一样席卷我们整个思想文化的时候，我们的诗歌写作与之相对应，呈现出一种对人类的基本精神向度和宏大题旨的一种蔑视，对崇高、英雄和理想等人文精神的截面和基本元素进行了疯狂的解构，在90年代，诗歌，几乎是以整个文化领域的名义宣告了精英写作和精英文化的失效。

    而在这样的语境之下，“非价值”、“非崇高”、“非英雄”等后现代思潮的私生子又堂而皇之的成为一种新的真理和新话语霸权。相当一部分诗人和诗歌写作表现出一种内质的高危缺钙、精神的阳萎和肾虚；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大面积失语；表现出一种想象力的严重缺失，因而，他们的全部才华和智慧，都挥霍在大规模的制造浅薄和时尚之中。

    诚然，后现代对价值、崇高、英雄和精英的否定和解构，对诗歌写作有其相当积极的意义。它直接孕育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让他们获得了强化各自诗学主张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氛围，让诗歌写作从宏大的叙事、题旨中回到世俗生活的细节、纹理和个体心灵的颤动上；让诗人获得更直观更新的视角，获得显微镜和针尖的效果和魅力。

    3、精神立场的暧昧和世俗化日益笼罩

    是的，真正的诗歌应该是一种揭示和发现，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所有伟大诗作的高尚诗性都是在思维的领域里颤动。应该说，这是“知识分子写作”在90年代对诗歌写作的一种贡献，因为这种“揭示和发现”为诗歌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这只是认识论上的提升和扩展，而不是精神层面的提升。知识分子写作在后现代对这个时代的强暴、肢解和吞噬的刀锋对抗体验之中，应该获得一种具有严肃意义的新的精神立场，并用这个立场去发现伤口的深度和纹理。然而，历史总是这样令人失望，他们仅仅获得了极为暧昧的前倾的身姿，而没有去确立、发现一种这个时代所赋予的新的精神立场；没有去揭示属于这个时代伤口的话语方式。更有甚者，完全躲进象牙塔中雕刻梦呓般的技巧。事实上，“知识分子写作”没有确立新的精神立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中国的文化心理决定的，是由一个民族的血液决定的，但它更取决于诗人个体的血质和基因。而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已经确立的诗歌位置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他们加入了一种有效的叙事，提高了诗歌处理日常细节的能力，拓展了诗歌的话语方式。二是相对于80年代中期的诗歌而言，在话语方式上，他们从80年代单纯的受西方的影响，转化到直接与西方的对话和沟通上。

    我们再来看看“民间写作”。

    根据上文的分析， “民间写作”的提出显然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浓烈的现实氛围，但更有其策略的企图。它的提出既有相对于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又有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色彩。在题材和内容上，它竭力主张强化对日常世俗生活的处理，让日常具体细微的生活直接进入诗歌。在语言上，它推崇口语和方言的使用。无疑，“民间写作”的主张对于90年代的诗歌具有一种积极意义的扩张和破坏，它拓展了诗歌的题材领域和抒写空间，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但它同样有其致命的内伤，因为它对价值和崇高的远离、解构的同时，无疑潜藏着一种精神上的蔑视和逃逸，毫无疑问，在这种蔑视和逃逸之中必然就会对价值、心灵和命运存在着非理性的伤害和拒绝，从而导致诗人和诗歌写作对价值的自我放弃、对心灵的自我赦免和对命运的自我放逐。

    无论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它们回归的着陆点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神圣的宏大叙事、题旨回归到对个体生命和世俗生活的进入，这是90年代诗歌的一大进步。但是，它们对个体生命切入的方式和目的完全不同，“知识分子写作”力求对个体生命进行显微镜下的解剖，获得一种新的发现和揭示，而“民间写作”则是客观的呈现世俗生活的具象。在当代语境下，从诗学话语方式这个角度上说“民间写作”更具革命性，从确立真正的诗歌是揭示和发现这个意义说，“知识分子写作”将会走得更加遥远。但，客观的说，“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鸿沟是虚设的，它们仅仅是审美意志和对现实切入方式的不同而已。

    二、感动写作：是生命意识的皈依、救赎和精神元素的重构

    “感动写作”肯定不是一种创作方式和表现手法，它是诗人关照生命时的一种态度、取向和精神旨归。它的提出是当代诗歌写作在现实语境下的合理而有效的策略，它体现了诗歌写作和生命意识在现实语境下双向互动后的一种皈依和救赎，其唯一的旨归和全部意义，就是重构精神元素和诗歌文本。

    1、感动写作，是诗歌写作在当代语境下合理而有效的策略

    西方史学界把人类的文明历程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以神话为背景的神话般的信仰阶段，2、以理性为主题的是哲学反思阶段，3、以科学为手段的科学实证阶段。很显然，我们现实处于科学的实证阶段。对于我们所处的科学实证阶段，不同的哲学有着不同的看法，浪漫派哲学尤为反对，其认为人的价值将全面丧失，人的灵魂将极度萎缩。而海德格尔走得更加遥远，他敏锐的意识到社会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等一切文化成就将面临灾难性的危机。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价值成为支撑、牵动世界的唯一神经！为什么金钱会成为最后的神话！奴役、摧残我们本真的心灵；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下的诗人和诗歌创作的悲哀面孔和尴尬境遇！应该说这是最根本的历史性原因。当然，网络的大爆炸和整个文学的极度泛化是其直接原因，这里不加赘述。

    面对如此悲哀的境遇和命运，我们很自然就会回想起：诗人何为？这个荷尔德林在一百多年前的苦苦追问。因而，汉语诗歌向何处去？这一锥心的问题就必然成为我们每天必须思考和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而正是在这样现实而悲哀的背景下，《新诗代》以其对诗歌的虔诚、诗人的绝对良知、心灵的勇气和责任，智慧而策略地提出“感动写作”。毫无疑问，这是汉语诗歌写作在当代语境下合理而有效的策略，这种策略是一种被迫的悲哀的而又是必须的选择。

    2、感动写作，是诗歌写作和生命意识双向互动后的一种皈依和救赎

    众所周知，朦胧诗后的“新生代”，以其1986年“中国现代诗群大展”为标志一举登上了诗歌舞台，几乎是一夜之间引起了诗坛的哗变，迫使诗坛的审视和打量。各种流派和“主义”纷纷亮出了自己的集体性宣言：如以周伦右、杨黎为代表的“非非主义”、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他们”、以李亚伟为代表的“莽汉主义”和以王强为代表的“圆明园诗社”等，他们各自闪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和写作策略，致使诗坛出现了一种不同价值取向共存的多元格局。而到了90年代，诗歌开始大面积转型，那种强调整体的诗派的崛起，强调诗人以流派的方式为自己命名，注重群体性的写作已经失效和崩溃了，写作完全成为纯粹是个体生命的心灵行为，成为一种心灵的本能。

    必须承认，从群体写作回到个体写作是诗歌的进步，因为只有我们的写作深入到个体生命，才真正具有整体的意味，才能抵达共性的彼岸。但是，这种个体维度的关照应该是深入血质和基因的深度关照，而不应该是皮肤和面具上的不痛不痒的、喋喋不休的小情小调的抚慰和按摩；不应该仅仅在手法和技巧上的徘徊；不应该仅仅在西化的思潮、范畴和主题上周旋。但令人遗憾的是先锋诗人出现了裂变，一部分诗人高举反英雄、反崇高的大旗，进入一种精神性的逃逸性写作，而另一部分诗人则继续在冰凉的概念之中木然的滑行。

    事实上，当时以杨远宏为代表的诗评家就异常敏锐而警惕的提出：怎样写和写什么的问题。当然，对于诗歌艺术而言，怎样写和写什么同样重要，并非是谁轻、谁重，谁先谁后的问题。只是企图策略性的强调诗人必须关注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心理。分析到这里，我们是否已经完全清楚汉语诗歌自朦胧诗后演变到今天的一个基本轨迹，也就是说当下诗人的悲哀面孔和诗歌创作的尴尬境遇是一种逻辑结果，是一种必然。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感动写作”在当下提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就我个人的写作体会来看，诗歌写作无外乎包含作为写作主体的诗人及心灵和作为被关照对象的人及心灵这两个方面。如果这两个方面成功对接，自然能够写出让心灵震颤的优秀的诗歌，如果诗人进而能在神性背景的指引下，能用清白的手指刨开生存状态，径直伸进一个时代的生存心理，直至解剖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并创造出一个圣光朗照的世界，这样的诗歌无疑是大师的作品。反之，如果这两个方面出现错位，那我们的诗歌，要么是喋喋不休的小情小调，要么是貌似深刻的冰凉观念，要么是纯粹的语言实验和文字游戏。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感动写作”就是力求让诗歌写作和生命意识双向互动，形成一种深刻的交融和辉映，以此让生命获得一种新的、更高意义的体验，让诗歌写作获得一种纯粹的皈依和自我的救赎。

    3、感动写作，唯一旨归和全部意义就是重构精神元素和诗歌文本。

    如果说诗歌在80年代中期的崛起更多的是带有一种政治意味的奔突和解放，那么90年代的先锋诗歌从群体意识的抒写到个体生命的关注，无疑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进入了一种人性和心灵的自觉阶段。这种写作的特点是从宏大的题旨到世俗化的人生转移，是从对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具有神性光辉的诗歌的崇拜转移到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诗人的崇拜，进而直接进入到中国社会当下生存状态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在这种转型之中混淆了一个概念：既是把视角的调整混淆为审视和关照对象的转移，因而他们完全把二者割裂开来，致使他们无法获得具有严肃意义的精神立场，创作中也就无法摆脱从自我欣赏的媚俗状态中，从一种自我狂放的丧失深度的世俗社会中，从一种消解了人文价值和诗歌品格的精神沼泽和审美凹地中奔突出来，重新确立自己这个时代的具有精神指向和美学品格的文本。

    我始终认为，我们看见什么、摸到什么，不是用眼睛和手，而是我们的心灵。显然，有什么样的心灵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和美学。而对于90年代的大部分诗歌来说这是一种内质上的高度缺钙和阳痿，是一种血质的淡化和苍白。这就从血液的入口决定了他们不具有这个时代应该具备的精神气质和美学品格。进而决定了他们不具备渗透在这种精神气质和美学品格中的英雄主义、真理、自由与尊严、独立人格等基本元素，因而，这种缺乏是极其致命和危险的。无疑，海啸他正是用心灵看到、听到了这一切，他以一位诗歌写作者的绝对良知和勇气，倾力倡导“感动写作”，也正是从这样角度和意义出发，我们说，“感动写作”的唯一旨归和全部意义就是重构精神元素和诗歌文本。

    4、感动写作，是当代语境下一种边沿力量的结集和重返

    必须承认，当下的诗歌正在边缘之中挣扎。但是，正是这种边缘上的挣扎，才让她具有黄金般的心灵纯度，闪动着应有的质地和光泽；才让她具有一种无法复制性和模仿性；才让她具有心灵的意志和力量，而正是这样的纯度、无法复制性和意志的力量，致使她将生生不熄、源远流长，永恒的占据着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成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没有哪一个时代，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当下的中国更需要诗歌。那些昼夜守在灯下，用清白的手指敲打着键盘的诗人，你们太有福气了，你们选择了诗歌，你们在这个时代选择了诗歌，你们用自己圣洁的灵魂，守护诗歌，用诗歌守卫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庄严与神圣，就像守护自己的妻子和母亲。特别是那些承受着民族的苦难、承受着历史的抽打而依然一如既往的默默潜行的诗人，在这里，我要向你们深深的鞠躬！

    我坚信，只要存在心灵，就会渴望诗歌，我同样坚信，历史注定会选择一些诗人来赞美和承受，正如西川在一篇海子的祭文中谈到的：承受一切该承受的，赞美一切该赞美的。这种承受和赞美，既是当下诗歌写作命定的位置，又是其态度。承受的是一个时代的疾病，是灵魂被移动、身体被肢解时所发出的凄厉的叫声；是一部断代史的空旷和寒冷；那么，什么样的心灵有权利来承受和赞美呢？我始终认为，诗人是一个时代的神经，是一个时代的圣者和歌王。诗人有自己的权利，而他的权利就是把历史的沉痛刻在自己的脊背之上，沿着心灵的道路，集结和重返，千里奔突、直指生命。目前，就“新诗代”诗人阵营之中，海啸、沈天鸿、柏铭久、汉江、马新朝、蓝蓝、马永波、谭克修、马知遥、南方狼、蔡宁、张建新、袁伟、冬箫、瘦西鸿、张敏华、指界卢辉、柯健君、路也、王夫刚、三色堇、铁心、南鸥等诗人已经写出大量的文本，正在接受心灵和时间的检验。特别是其中的几位诗人，深入血流与生命，历尽苦难，以其鲜为人知的奇特的人生经历，在现代诗歌中默默潜行。

    既然历史已经到来，我们有什么权利不尊重历史呢？而新诗代所提出的“感动写作”，正在完成这样的集结和重返。而此刻，我们已经骄傲而欣慰的看到，一种来自边沿的虔诚和意志，一种心灵的力量将大规模的集结和重返。

    客观上说，也许这个提法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海啸在这样一个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被后现代主义极其思潮解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的生存境遇之下，在人的心灵四处流亡和漂泊之中，把保护人的本真情感，拯救人的本真心灵，一个锥心而紧迫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残酷而理性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就如同在一百多年前，卢梭敏锐的看到工业文明对人的心灵的摧残，首先发出了“保护人的本真情感，拯救人的本真心灵”的呼喊一样，具有理性的光芒和心灵的力量。

    三、诗歌精神的独立和回归

    何为诗歌精神？向何处回归？怎样独立？怎样回归？应该说就像“诗人何为？”一样，让诗人的灵魂倍受折磨和拷问，但是，这个命题是我们必须阐述和回答的问题。

    1、对个体生命的反复追问和重新命名是诗歌的宿命

    现在我们先来分析荷尔德林提出的“诗人何为？”的语境。无家可归是荷尔德林反复吟唱的主题旋律，他的这种无家可归的意识是指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神性的消逝。在荷尔得林的眼中，整个德国只存在思想家、医生、警察、工匠和面包师，他们都被职业所笼罩、占据和掩藏，而没有活生生的灵魂的人。这就是说，荷尔德林同样敏感而尖锐的意识到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神性消亡、人的灵性将受到摧残、直至消失。我愿意武断地认为，我们今天依然同样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空茫、虚无之中。而这种无家可归是指作为人类生活的最敏感的神经——价值的全面倒塌和丧失直接导致的精神世界的空茫。因为一切都没有价值，没有次序，没有向度，个体的生命如尘埃一样毫无意义，被任意肢解、移植和占有，人的主体性完全分裂、丧失……而在这样近似血腥的境遇之中，请问各位同仁，诗歌的精神应该是什么呢？它向何处回归？毫无疑问，拯救心灵，恢复人的主体意识（被价值伤害的意义上，而不是被政治所奴役的层面），对个体生命进行反复追问和重新命名。

    那么，怎样命名呢？这种重新命名，就是重新赋予生命的价值、尊严、自由、人格、心灵和情感，就是对本真生命的这些基本元素进行有效的洞悉、穿透、上升和照耀，并让其释放出质地、光泽和鲜奶的香味……这是当下诗歌的宿命，是当代诗人的宿命。真的，我每天都在想，我们像孤儿一样被弃在街头、荒野，无人认领。如果说我们真的还有什么权利，那就是我们自己创造自己的精神家园，自己用自己的诗歌文本，自己把自己，连同我们的孩子领回家去……

    2、严格区别价值多元化与精神虚无的界限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后现代的价值“多元化”的观点无疑从哲学上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理论依据，我们也同样知道后现代主义对“一元化”的“否定”潜藏着虚无主义的危险。它在消解专制主义、一元主义的同时也消解了文化价值建构的基础，它的相对主义逻辑延伸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虚无主义。当下盛行的一切都无价值、无意义，一切都处在幻觉和虚无之中，一切都是游戏的庸俗论调，就是这种虚无主义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它像瘟疫一样，以极快的速度大面积的吞噬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随时感到生活的无力、飘渺，进而转向追逐一种短暂的快感，追逐一种浅薄、庸俗的时尚。很显然，这无论如何也不是生活的本相和全部。

    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从哲学的高度把价值“多元化”和精神的虚无严格的区别开来，就会导致诗人价值的自我放弃、心灵的自我赦免和命运的自我放逐，就会导致诗人灵魂的糜烂和精神的极度萎缩。进而，必然直接导致精神立场和文学品格的全面丧失。这不仅是诗歌的灾难，文学的灾难，更是人类精神的灾难。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把价值的“多元化”和精神的虚无严格的区别开来，让价值呈现出一种相对的有效性，规避一种绝对的无效性，从而避免我们的精神陷落一种虚无的深渊之中。

    3、严格区别心灵回归与大规模制造浅薄和时尚的界限

    文学远离政治回到自身，回到心灵，诉求个人本真情感，这是文学回归的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则是指文学关照生活的视角应该从共性、空乏的视野回到个体生命的体悟上来，对于当下来说，第二个层面的回归尤为重，它要求写作者关注生命，要像关注自己的心跳和体温一样，以前倾的姿势，俯下身子，甚至用舌尖卷舔发绿的伤口。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注和回归，而回归的本质和意义，就是对生命及其意义的重新确认，就是对人格、尊严和心灵的崇尚和尊重。这是文学的正果。

    但是尊重心灵不是滥用心灵，诉求情感不是制造时尚。这是一个文学泛化的时代，由于网络的推波助浪，更使这种泛化泡沫翻飞。许多的写作者轻而易举的就成为作家和诗人，他们还打着各种旗号，把回到民间和卑俗的生活等同起来，把游戏和趣味作为诗歌的准则，并且堂而皇之的大规模的制造浅薄和时尚。他们完全不知到时尚和游戏与诗歌根本没有丝毫的关系。他们不是在尊重心灵，而是在贩卖心灵。而与此同时，这种泛化又对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他们从真正的意义、更高的意义上回到生命，回到真实的内心。

    4、严格区别喋喋不休的小情小调与生命本真纹理和细节

    90年代后，诗歌写作从80年代的以群体写作、山头写作和主义写作为集群的宏大主题的写作进入到已个体意识为主题的个体生命的写作。必须承认，从群体写作回到个体写作是诗歌的进步，因为我们的写作深入到个体生命，才真正具有整体的意味，才能抵达共性的彼岸。但是，这种个体维度的关照应该是深入血质和基因层面的深度关照，应该是对染色体层面的一种抵达，应该是对伤口的敬畏和歌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大片的伪诗人卷起大片的伪诗潮；更多的仅仅是皮肤和面具上的不痛不痒的、喋喋不休的小情小调的抚慰和按摩，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自我手淫；更多是在急功近利的贩卖和猥亵心灵。更有甚者，他们把自己的器官挂在大街上高声拍卖，他们直接把身体与等同于生命，甚至企图用身体的器官代替诗歌。事实上，他们都是企图用低级的喋喋不休的小情小调，卑俗的、甚至是下流的用人体的器官来代替了生命本真的纹理和细节，来掩盖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无知。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疾病的时代。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当西方社会同样为物欲横流的时代欢呼雀跃时，弗洛依德已经把世界推到了病房，尖锐的指出这是一个充满疾病的社会。而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应该成为演绎社会疾病的帮凶和小丑，而应该把诗歌溶入生命真切的存在之中，用痛楚或者狂喜的手指触摸本真生命的纹理和细节，像触摸胎儿的脐带和灵魂的叶片，凝视她颤动万物的瞬间和力量……

网摘（想收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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