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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文：感动写作：一面猎猎作响的大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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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xshdai.com | 时间:2007-11-20 18:18:42
| 作者:王明文 | 来源:新诗代
| 浏览:150次 ] |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 广西 南宁 邮编：530001）
摘要：面对当下诗歌的窘境，一些有眼光的诗人提出了突出困扰诗歌发展重围的设想。海啸等人的“感动写作”诗歌写作理念的确立对当下诗坛无疑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本文试图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大背景的分析中，从当代诗歌的血脉联系中对“感动写作”给与适当的历史的定位。
关键词：诗歌理念 感动写作 回归 超越 人文精神
无论人们承认与否，这都是一种无可否认的事实：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日益边缘化。诗歌的读者从80年代到90年代以至新世纪初，呈现锐减的趋势。而今读诗的不如写诗的多，写诗的也很少读别人的诗，诗歌不仅进入了象牙塔的深层，而且成为“高雅”得几乎无人问津的文体。诗歌在被放逐的文学的高原上孤独而又悲壮地摸索着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向以诗歌的国度自豪。《诗经》、唐诗、宋词、元曲……，在我们的文明发展过程中留下了璀璨的的光芒； 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的《红烛》、艾青的《向太阳》、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使我们在回眸历史时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与之共鸣。尽管“pass北岛，打倒舒婷”，但朦胧诗在新时期的文坛上还是浓墨重彩地写下了绚丽的一笔。人们吟咏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顾城的《一代人》、梁小斌的《祖国，我的钥匙丢了》依然为之心动，感受到诗的力量与生命的分量。面对当下沉寂的诗坛，我们能说些什么？又能怎样说？能开出医治的良方吗？没有谁敢拍着胸脯为当下诗歌的发展安排一条阳光大道。一切都在探索和试验中。当下的诗坛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乱得已经不能再乱了。尽管读者弃置与驱逐了诗歌，但诗歌依然如苦行僧一样在生存。我们要感谢真正的诗人，他们为诗的生存与发展而做出的努力后人不会忘记；同时我们也不必过度斥责与辱骂伪诗人，他们的存在至少给逐渐冷落的诗坛增添了人气，提供了真正的诗歌的参照标本。
对于当下诗歌何去何从，不少理论批评家与诗人都在苦苦思索。不可能有一致的意见，不可能有北斗七星一样指南性的、真理般的教导。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同时这又令人困惑不解。中国诗歌何去何从？笔者也不高明，画不出前景式的蓝图。当读到2005年创刊的中国第一本有声诗刊《新诗代》“感动写作专号”时，我们不能不从内心里为之一动。海啸的《感动写作：21世纪中国诗歌的绝对良心》、马知遥《感动写作论纲》毫无疑问在中国当下诗坛上举起了一面鲜红的旗帜。是不是海啸先生和马知遥先生如先知一样找到了当下诗歌走向的“路线图”或者说拿到了走出诗的迷宫的金钥匙了呢？对此，至少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无保留地肯定，我们有必要有所保留地静观。因为早些年“城头变换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年的诗歌流派旗帜的花花绿绿已经给人留下眩晕的后遗症，使人多多少少不再相信自己的视力，而愿意静观其变。但我们不能不说，“感动写作”找到了诗歌写作的立足之地和出发的起点，它恰如武功高强的大侠点中了当下诗坛的要害穴位。公平而论，应该说“感动写作”这一诗歌创作口号刷新了当下诗歌创作的理念，展现了一批诗人的新姿态。
一、“感动写作”——回归还是超越？
“感动写作”既是回归也是超越。它是对传统诗歌写作精神的一种皈依，同时又是对当下诗歌发展中所显露出的某些病态的反拨，无形之中就显示了超越的姿态。
中国传统诗学历来强调“情”。“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相和”[1]“诗言志”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志”即是人的思想感情。“歌永言”，也就是有意“延长诗的语言，徐徐咏唱，以突出诗的意义”。[2]这于作者，于接受者都是以感动为准则的。《毛诗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由于情感的触动，诗人才会“形于言”。当下文坛大谈情感的零度，“零度写作”事实上陷入了一种可笑的泥潭，因为情感的零度毕竟也是情感的一种表现。没有情感的文本表达存在吗？没有情感就没有诉说的冲动。中国古代文论对“情”的论述甚多。情感，说白了也就是情的感动。欢乐、喜悦、悲伤、哀怨、怜悯……，哪一种情感不是因感动而起？“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4]中国古代文论始终强调写作是感动所为。没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檩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哪会有“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5]呢？南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提倡“为情而造文”批评了“为文而造情”，他说：真宰弗存，偏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徵？”[6] 至唐代，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7]旗帜鲜明地把诗的“情”字放在第一位，凸现了“感”的效果。
海啸等人提出的“感动写作”这一诗歌创作理念，应该说是对中国古典诗歌写作精神的一种认同与回归。海啸先生所言“我们在存在、归位、验证和敞开。保持自己清醒的思想及语言意志的诗歌写作者，越来越感觉到这种归位和重塑的必要”。[8]这里的“归位”其实也就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诗歌传统的一种精神上的回归。无论海啸们是否感觉或意识到，他们所握住的“感动写作”这个舵把子正是中国诗歌写作前年不变的最佳指针。海啸等所提出的“感动写作”应该从两个层面理解，即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的因感动而作与作为文本接受者的阅读效果。海啸们的诗歌创作中对潜在读者的期待视野就是：感动。
“感动写作”又不能理解为是一种古典主义诗歌精神的简单回归。它是一种对当下破碎的诗坛的一种拯救的尝试，更是对纠缠在现代、后现代里而无所适从及伪诗歌、伪情感、无情感的鸡零狗碎的文字游戏的强力反拨。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它又是一种超越。中学教师在教授学生作文时会一再告诫学生：文以情动人。而今“感动写作”的提出是否意味着是幼稚的轮回呢？显然不是。它不仅为诗人们举起了一面导游的旗帜，而且重要的是他们以“感动”坚决放逐了没有诗意的文字游戏和游戏文字，“始终决绝着非诗的、违背语言道义的诗坛‘大师’和小丑”。[9]“感动写作”意味着回到诗歌的本真状态，意味着诗人必须真正深入并浸入生活，用心体验感悟外部世界与内在宇宙，意味着诗歌要回到心灵自由抒写的立场。“感动写作”具有寻根的意味，根是什么？一言以蔽之：真、善、美。这个根正是诗歌具有感动性的本源。感动是诗人以生命律动书写的动因，同时也是接收者接受文本产生共鸣的一种前提。真正能使人共鸣、使人得到审美感受的诗歌的基点或者说中介就是感动。因此，“感动写作”既是诗歌本真意义的捍卫者，同时又是试图反拨当下诗坛、提升诗歌美学意义的超越者。
二、感动：人文关怀精神的体现
什么是真正的诗？真正的诗必须要具备两点：诗意与诗艺。简单地说，就是在内容上有诗意，形式上有诗艺。当然，这不能割裂地理解。因为诗意的体现离不开形式，诗艺也不是斧凿的制作，而是体匿无形，如盐入水。中国古代诗文向来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传统。从《诗经》的坎坎伐檀，屈原的上下求索，虽九死而不悔，到白居易高举“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大纛，中国古代诗歌“但歌生民病”，为民请命，为苦难百姓的生存而呐喊汇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仁爱情怀的大河。就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言，苏轼的悼亡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既因作者有感而发，又穿越时空，至今给人以感动。五四时期，新诗从胡适的《人力车夫》到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继续为人道关怀而深情地抒写。建国初期，诗歌与政治关系紧密，对新中国的热情礼赞，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尽情歌颂，成为整个文坛的主旋律，颂歌成为诗歌主潮。对此，无可厚非。但历史在欢欣的同时，对生活复杂性、情感非单一性的的认识、对诗人多样性的表达没有给予重视，无形中抑制了诗歌的健康发展。强烈的功利主义诗学观念发展到60、70年代成为尽情高歌、粉饰现实的战歌。狂热的激情、无边的想象、虚假的浪漫，使诗歌承载了难以负重的重任。诗意被口号代替，诗艺被驱逐。进入新时期，诗人们告别了政治的迷狂，对历史与文化进行反思，关注国家的前途，追问生命的意义。如果说“归来的诗人”是满怀愤怒对历史的荒谬进行拷问，形成了现实主义诗歌的批判主题的话 ，那么， 朦胧诗就以启蒙主义为宗旨，开启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先声。朦胧诗以意象的丰富性、语言的多义性打破了传统的审美习惯，表现了强烈的异端与叛逆色彩。朦胧诗的理性批判精神更多地是指向僵化的政治权力，对宏大叙事的虚假性进行了背叛。而随后的“第三代诗人”、“新生代”的“后现代”诗人们就力图摆脱对意识形态的言说，把笔触指向生活秩序与文化习俗，使文本成为诗人主体生存经验的哲理性的讲述。应该说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是一首经典之作。“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这里没有了象征性的意象，诗人以冷眼旁观的姿态运用语言策略表现了哲理性的思考，展示了诗歌的另一种美学风格。随后模仿者甚多，高明者得其精髓，邯郸学步者则把诗歌变成了文字的任意组合，家常话语的叠加，口语写作渐成潮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深入，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诗歌解构崇高的同时，在反文化、反语言等“先锋”、“实验”、“前卫”的呼喊中日益走向庸俗化，诗歌的诗意的光辉荡然无存。诗歌成为一些伪诗人纵情胡涂乱抹的语言狂欢的圣殿。诗歌的下半身写作向市场抛媚眼，肉欲化、垃圾化、口水化使当下诗歌在孤寂中赤裸地走向自缢的道路。
叙事策略的运用、口语化语言的入诗本也无可厚非。但很多诗人没有真正理解诗学的内涵，误以为只要使用日常语言就是返璞归真，就有了回复到某种真意的手段，于是他们告别诗意，摒弃诗艺，随心所欲地堆积分行的文字，致使诗歌大面积地无深度、平面化。他们反感朦胧诗的疏离普通语言而造成的陌生化效应，但又不知不觉中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下诗歌在抛弃神性意识、英雄主义、浪漫情怀的同时，也远离了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更多地是把注意力放在个人的哲思性思索、生活流水账的记录上。网络为诗歌提供了生存的新的空间。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些伪诗人在网络上撒野、狂欢、裸奔、呓语，进一步消解了诗歌的圣洁，甚至背离了基本的伦理道德，尽情地展示人性中的丑恶与见不得光明的惊世骇俗的龌龊的东西。
人类不仅要生存，而且还要寻找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在机械复制时代的工业社会，物欲化、情欲化不再被看作洪水猛兽。客观地说，这在人性解放上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但毫无节制地放纵必然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们注定会向历史付出代价。就诗歌而言，无论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写作，无论是哲理的探究还是个人情欲的展现，倘若没有人文精神的支撑，它必将是先天不足、后天缺乏的贫血儿。在当下，把社会的良心的桂冠赠给诗人们，诗人们可能会拒绝，也可能是根本就负载不起这种沉重。但作为普通众生的人说，难道不应该具有社会的良知、起码的道德底线吗？《新诗代》对“感动写作”的提倡与推崇，从深层次看，就是一种对人文关怀精神的呼唤。虽然他们可能尚未明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的诗歌中已经显示了这种人文关怀。海啸的《安魂曲》写道：“我把一页写给父亲的信笺折叠/折叠、折叠/窗外有睡梦的/蝶，这是六月十日的午夜/母亲睡在三千里外//三千里外的故乡灯火黯然/三千里外的山丘清露蔓叶/有风从北方来，你会冷吗//因为你入睡的墓被湿气太重；且有蟋蟀/全然不顾这幽静的夜，这幽静的/暗孕忧伤的草木/这样也好，免得你说/太寂寞”。这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显山露水的昂扬抒情，甚至也没有发人深省的哲思，但我们无法否认这诗的纯净、情浓、味厚、令人感动。“母亲，你就葬在故乡的山岗/那时正是花开春暖/你立于薄暮中的身影，被/雨水打湿，是谁/为你披上衣裳，并递给你/那把幽蓝幽蓝的伞”。对母爱的眷恋，对母亲的深情怀念写得力透纸背。海啸的《安魂曲》并没有完全抛弃口语写作的手法，但他又注意到了诗的表现技巧。诗意的生成源于什么？首先是：感动。文本接受者的感动是诗人感动的某种相应与共鸣。倘若诗人在写作时自己都无法感动，他传递给文本接受者的会是什么样的情绪呢？诗人这种感动就在于在诗中充满了爱。沈天鸿的《从乡下回来》中写道：“我从乡下回来/带回辽阔的/田野的气息，天空的气息/还有因为看见它们而产生的/痛苦/每次我看见它们/都觉得/它们是这个世纪最后的萌/最终都会深深埋进/泥土下面”。从中我们能感悟到作者对农民生活、农民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诗中蕴含着浓浓的人文关怀之情。马知遥的《天涯》体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人生况味。“远在天涯/声音还是多年那样/听不到苍老或者年轻//他依然单身吗依然和过去那样/一个人来/一个人去//我想问问 离婚了吗/我想问问结婚了吗//过去我会脱口就问/现在 隔着几万里/我只说 祝福”。诗中看似平平淡淡的语言中又隐藏了多少言外之意！对人即使朋友，为了不使对方心灵受到伤害，也必须运用语言去回避一些东西，过去的问是一种关怀，而今的不问而只祝福也是一种关怀，这是在不同时空中对关怀方式的选择。当然我们还能从这首诗里读到很多东西。“感动写作”不能被浅薄地理解为矫情与煽情。感动不是制作出来的，它追求的是一种真正能动人心扉的深度情感；它是在社会良知、批判精神、社会责任感、人道关怀的照耀下，对生命真切体验的诗意的艺术传达。从《新诗代》诗人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诗人对历史意识的自觉追求，这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一种凝重感、感动性和冲击力。我们生活的今天，从明天的视角看就是历史。既然我们不可能割裂历史，那么也就无法拒绝历史意味的渗入。绝对纠缠附会于历史会使诗歌之花枯萎，但拒绝历史会使我们单薄、病弱。诗歌在历史与今天的结合点是什么？是诗意与诗艺共生的人文关怀精神。应该说，“感动写作”的倡导试图使诗歌由空洞化、玄思化、欲望化、快感化向情感化、人性化、洁净化、感动化转向。这种对当下诗歌的矫正的努力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将来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不会忘记他们的这种努力。
三、感动：写作的新姿态
在中国诗歌史上对感动的强调不是什么很先锋很前卫的动作，但我们不能不说面对当下诗坛的茫然、软弱、琐屑、日益贵族化、哲思化、平面化……，“感动写作”展现了一种新姿态。当诗歌成为极少数人手里把玩的文字游戏，当诗歌沦落成为伪诗人宣泄情欲性欲的工具，当诗歌患了缺血缺钙症的时候，读者的拒绝就是一种最好的批评。当然，对诗坛的这样的认识是总体的看法，并不排除好诗歌的存在，并不否定真正捍卫诗歌尊严的真正的诗人对诗歌发展的贡献。当下诗歌为什么会从80年代的巅峰落入了90年代的低谷了呢？为什么会如此被大众冷落了呢？这个问题的追问应该说是有价值的。从大的方面考虑，首先是工业化时代商品经济的冲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尤其是诗歌越来越边缘化，诗歌的光环已经被抹去，诗人脑后的灵光圈也荡然无存。这是时代发展中正常的过程，无需大惊小怪。一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诗歌为中心。商业气息的渐浓，拜金潮的涌动，物欲的喧嚣，使诗人们躁动不安。他们面对商业化、都市化，在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的大厦前感到自我的难以把握。文人下海就是这种浮躁心态的注释。其次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对当下的诗坛的影响巨大。后现代主义对一切权威表示怀疑与反叛的态度、边缘化、零碎化、非大众化、非主体化成为当下诗人手中必备的工具。诗人们热衷否定性、游戏性，崇尚解构，放逐崇高，反传统，反文化，在喧哗与骚动的欲望膨胀的商业经济社会的语境中，批量制作着削平深度、打碎意义的狂欢话语。狂欢是什么？“狂欢是荒诞的庆典：丰盛膏腴的宴席、烈性酒、纵欲。在这样的场景中，官方文化被完全推翻颠灭。狂欢中的荒诞不经是不纯洁的、比例失调、及时行乐、感官洞开，是物质的。”[10]他们试图以此来表达对人的生存的认识，达到对心灵话语的自由书写。但他们过于依赖语言的技术性操作和哲思的追求，而忽视了诗歌的情感性，追求平面化而失去了深度感。他们颠覆了历史价值，在存在与生存的把握上处于形而上的咀嚼状态，并陷入了宣泄与颠覆的泥沼。更有甚者，一些诗人和伪诗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内涵所知有限或根本不知，而只是跟风、模仿，在商业文化的裹挟下，以裸露、媚俗为诗，甚至把赤裸裸的性的描写也披上了虚假的诗歌外衣。这样，诗性必然沦落。再次是语言上的叙事性与语言迷宫的构筑。歌曲的口语化、朗诵化或许还能为人所接受，因为歌曲有表情性的旋律音乐的支撑。尽管《一封家书》式的歌词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赞之处，只是白开水一样直白乃至苍白，它也能传唱到大街小巷。而诗歌的文体特征使它没有这种优势，它必须要通过接受者的阅读、审美再创造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诗歌叙事性语言的滥用使诗歌被冲淡、稀释。同时，一些诗人为了达到“陌生化”的效果，把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极力拉大，走向极端化，造成了诗歌张力的断裂，情绪与思想的混沌。这使读者无法进入文本，读后感到尽管字都认识，但不知所云。
在当下诗歌的大背景中，“感动写作”的倡导无疑是展示了诗歌写作的新姿态。感动，是一种对自我情感的认识，也是对接受者灵魂的尊重。诗歌的写作不是技术，不是工匠式的码字手艺，它必然是有感而思，有感而发，从感性入手否则就是对接受者情感、思想、智力的嘲讽与玩弄。当下诗坛对诗歌语言的拆解与革新并非毫无意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技巧的技术性的操练掩盖不了精神的苍白与憔悴。“感动写作”不满于当下诗坛一些诗人对语言文字的游戏性把玩，并不是对诗艺的漠视。而是说鄙弃把文字色视为掌中玩物的行为。“感动写作”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写作模式，它是开放性的，是一种基于要对当下诗歌精神重塑的立场性表白。面对当下诗坛情感的残垣断壁、感动的微缩干瘪，“感动写作”的提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俯仰宇宙、感悟人生、体味生命……，“感动写作”的观念不是诗学策略问题，而是诗歌精神性追求的问题。“感动写作”既是一种诗歌写作的动因、效果的概括，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写作姿态的展示。尽管它有回归的意味，但在历史境遇中，它又有创新与超越的意识，而不是历史的简单的重复。事实上，《新诗代》中所刊登的一些诗依然保留了口语写作的模样。“感动写作”不是海啸的个人行为， 以《新诗代》为阵地的不少诗人正在实践感动写作，群体性向感动*拢。
感动写作的大旗已经竖起，正在猎猎作响。它还需要有理论的支撑与建设，但更重要的是创作的实绩。在对诗歌真正热爱的诗人那里，感动写作必然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与支持。路还长，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2][3][4][5][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0.36——37.66.139
[6] 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8][9]海啸.感动写作：21世纪中国诗歌的绝对良心[J].北京：新诗代.2005年7月第2、3期
[10][美]迈克尔·瑟斯通. 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北京： 译林出版社，2000.155
作者简介：王明文 （1965.9——） 男，安徽省淮北市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2004级文艺学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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