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丽川

　　与一般内地新导演相比，尹丽川的导演之路开始得异常顺利。两部电影的投资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电影的口碑又都不错，后者还入选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在法国读过两年电影专科学校的她，就这么从先锋女诗人变成了一个导演。

　　文/曾进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女性导演论坛上，有观众问女导演们：“女导演在拍片过程中会不会比男性导演遇到更多困难？”

　　台上的尹丽川笑了：“我觉得这是优势啊。”

　　观众又问：“做女性导演要很强势，但女性身份又应该很柔弱，你怎么协调这种关系？”

　　娇小的尹丽川又笑了：“以柔克刚啊。”

　　男女差异问题，女性身份认同问题，对身兼诗人、小说家并且在摇滚圈里摸爬很多年的尹丽川而言，似乎是跟抽烟一样稀松平常、不假思索的事情。论坛结束后，记者私下问她：“你觉得自己是女性主义导演吗？”

　　尹丽川觉得这个问题更可乐，还是忍俊不禁地笑了，“我哪里是，我喜欢男人”。

　　尹丽川做导演只有两年，一年拍一部片子，分别是《公园》和《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在今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上放映。这部电影是继1986年张暖忻的《青春祭》之后，在该单元展映的第二部中国片。对于一个新晋导演，参展的荣誉是最大的鼓励。法国《电影手册》主编傅东对这部文艺气质浓郁的小成本电影也给予了肯定。

　　“媒体场放映结束时，灯光打下来，照在我和演员的头上，大家开始鼓掌，我又发现了做导演的一大快乐了。”尹丽川说。

　　论坛现场，戴玮讲述了自己筹款3年艰难拍摄《冈拉梅朵》的经历；女性导演屡屡没钱、屡屡停拍，再四处找钱的故事，让人觉得拍摄电影是件绝望、辛酸的事；同样坐台上的尹丽川却有截然相反的版本，同样是没有拍摄经验的青年女导演，直到筹拍自己的第3部电影时，她都还没为钱真正苦恼过。

　　尹丽川的回答，多少有点蜜糖罐子里养大的孩子的轻巧劲：“拍《公园》时，是制片人罗拉主动过来找我，半个小时就谈好了；《公园》拍完后，新迪亚公司的人又找到我，说要跟我合作拍下一部，我们谈得挺好的，后来还成立了尹丽川工作室，就有了《牛郎织女》。”

　　十来年前，尹丽川和罗拉都经常混在北京当代艺术圈里，前者写诗，后者拍纪录片。“我和川是在一个大兴酒吧的当代艺术场所认识的。第一次看到她时，她正拎个啤酒瓶子蹲在马路上喝。我觉得这个小妞挺有意思的，就请她喝啤酒，和她聊天。后来找了点她的诗歌和小说看，觉得她挺有才华的。我就特别喜欢有才华的人，觉得川挺有才的，有人文关怀，脑子里就有了这样大致的印象了。”罗拉回忆道。

　　2005年，罗拉开始运作“云南影响—十位青年女性导演，十部中国新电影”项目。她印象里大致记得尹丽川曾跟她借过摄影机拍片子。凭着女人的直觉，罗拉打电话给尹丽川，找她聊天。半个小时内，尹丽川给罗拉讲了两个故事。新疆出生的罗拉说，好，签，我们拍，我给你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