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继续保持对诗歌的敬畏

　　南方都市报：无论在学校教育还是文学评论中，一直有事关国家民族的大题材，与家长里短的小题材之别，你曾在诗作里向国家民族发言，又在散文里对家长里短津津乐道，你怎么看这两种状态？

　　舒婷：在我写诗的那个年代，我最早被批为“小资”情调，后来，被“平反”升级为代国家民族发言。诗歌评价中反差之大，并不能对我产生影响。我不大关心外界的评价。孩子已经生出来了，赞美或厌恶，做母亲的无能为力，就算长大了去做整容，那胚子那基因仍然无法变更的。

　　也许，在诗歌中我的确张扬了理想主义；而在散文里，我更关注生活化？两种文体在价值上应该有所侧重。我不愿也不能在我的新裁布衣下，露出旧装的锦袖。如果它们暗香相逸，那是我的气脉所致，是刻意追求不来的。从前写诗纯粹发自内心，不知道它是“大我”还是“小我”；而今写散文依然来自本能，并不认为仅仅是家长里短或者生活气息。关键是，你与你的同代人、你的父老乡亲，你的老读者和新读者能不能获得共鸣，并传达出你最个人最独到的感悟。

　　南方都市报：你阅读当下的诗歌作品吗，有什么感受？

　　舒婷：我很少阅读当下诗歌作品，主要是，我右眼高度近视1800度，左眼黄斑裂孔接近失明，阅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在缺少诗歌阅读和暂停诗歌写作的情况下，我只想继续保持对诗歌的敬畏，保持对诗歌敬畏最简单的方式是：洁身自好。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位写过让人传诵的爱情诗篇的诗人，能否谈谈你现在对爱情的感悟和思索？

　　舒婷：爱情观念肯定会随年龄的增加和时代的变更发生变化。但爱情中那些基本品质，如真挚、深沉、无功利、内质、牺牲等等，是永远值得推举的。

　　爱情是“情感文库”中最美妙的一种，属于难得的高峰体验。爱情经过岁月的淘洗，可能慢慢转化为责任、义务，最后几乎成了骨肉之情。

　　现在年轻人主张爱情与性爱可以完全分离，我是老派人，虽不以为然，却不会强求下一代。

　　南方都市报：你期待成为怎样一个母亲？孩子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舒婷：我曾经对儿子说：“无论你遇到什么，失恋、伤病、过失、吸毒、战争，我都将义无反顾保持精力和信心，为你的康复与你一起努力斗争。任何时候你感到孤单，渴求温暖，你都会看到身后有我，你从不远离永不失望的母亲。”

　　和孩子成为最好的朋友，这仅仅是我的期待。我和众多母亲一样，常感觉到失败，很是沮丧。但是我立刻又会振作起来，因为我对自己作为母亲的职责，对孩子的爱，永远不会放弃。

　　孩子对于父母是果实，果实成熟了又回到土地，长出另一棵具有同等权利的独立大树。与之并肩，你应该骄傲，不要因他离开腋下而失落。

　　南方都市报：这两年，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话题一直很兴盛，有人评价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是现实主义，你怎么评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它在你的生命和创作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舒婷：去年底以来，就“八十年代回顾”这个话题，不断有杂志和报纸的编辑来约稿。这个题目对我个人而言，引起思绪万端是真的，不能落笔也是真的。因为那些个发生离我们太近，近到我们都花了眼，很难客观地真实地评价它们，甚至叙述起来都感到不能冷静。

　　1981年，我在长诗《会唱歌的鸢尾花》中写道：“理想使痛苦光辉”，用“理想使痛苦光辉”这句诗来概括彼时状态，我想是十分恰当的。责任，担待，为正义吁请、人性、爱、自由，统统都是因理想而萌动。这一诗句，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我诗歌创作的引领。

　　南方都市报：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三十年来，你变与不变的是什么？

　　舒婷：人慢慢老了，笔渐渐钝了，外面的世界越加精彩了。精彩得和你没有关系。

　　于是，继续安安静静孵自己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