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原名龚舒婷。世居福建厦门鼓浪屿。1969年开始写诗，1979年公开发表。1998年后主要写作散文随笔，其中20多篇随笔曾在“德国之声”专栏播送。作品被翻译成近二十国文字，境外出版有6个语种9种诗歌个人译本。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厦门市文联主席。

　　地缘对于作家的影响与生俱来

　　南方都市报：“真水无香”是书名，也是书中写您母亲的篇什，有什么特殊含义吗？我感受的是一种返璞归真。

　　舒婷：《真水无香》一书出版后，部分媒体称它为“舒婷首推的第一本散文集”，这是不准确的。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是《心烟》，198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收进了1970年至1987年的散文随笔。可见我写散文也算老本行了。迄今为止，我的散文集有10来本了，版本与字数远远超过我的诗歌总量。可走来走去，人们还当我是诗人。今年全国政协会，我在北京逛商场，忽然听到两个售货员小姑娘交头接耳：11届是什么会？舒婷？不就是“致橡树”吗？哎呀，这才发现我忘记取下会议卡了。所以我常开玩笑说：“由于诗，我被当成一种专门分泌糖浆的植物。在那棵老橡树的阴影下，好多年来我都觉得呼吸困难。”

　　我的那些散文集出版之后，通常都能加印一点，至少出版社不赔本，当然都不可能是畅销书。我一般不接受出版社和编家们的善意提议，从旧作中洗牌，分解出若干篇目，以母爱、友情、乡情等主题重新编辑，进入各类丛书，所以我的个人集子在中国辽阔的书市就不多见了。由于多年短诗的即兴创作所养成的无计划无主题先行的习惯，使我在写散文时同样触感即发，无味辄止。等存货渐渐初具规模，碰上投缘的编辑，就出仓了。

　　惟有《真水无香》一书是预先把舞台布置好的。想要为自己生存的地域写一本书，是多年夙愿，深知会是一条漫漫长途，望之生畏，自觉笔力不逮，准备不足，迟迟不敢为自己架辕套辔。2002年率先登台的是动物系列，在一个专辑下分几则短文，这种形式较能发挥我一向擅长的短打风格，突出生活化的诙谐，不至于让读者和自己太累。再后来就是同类型不同专辑的长文分段登场。比较困难的是鼓浪屿历史人物，当我把素材准备好了，才敢踏进水深火热之中。

　　感谢作家出版社编辑应红，她耐心等待了五年，从不催促，一直关注着，在我情绪不稳定的时候鼓励我，说些夸奖的假话来提气。去年母亲节之前，我接到一家杂志的紧急约稿。当时正为这本书的最后阶段紧锣密鼓，焦头烂耳，苦于腾不出手，与应红唠叨，她说：你妈妈不也是鼓浪屿女人吗？咦，对啊！我可以把它纳入本书的布局中。于是，母亲的这篇文章完成最为迅速，几天后便从邮箱发走。那家杂志的朋友立即短信回复：“很抱歉这篇约稿让你经受那么大的痛苦！”他是怎么知道的呀？说实话，很多时候是流着眼泪，不及擦一擦(太煽情了吧？)不绝手地敲着键盘的。

　　西方人说“妈妈的国家”是祖国：“妈妈的语言”即是母语；鼓浪屿对我而言，也可以是“妈妈的岛屿”。

　　用“真水无香”做篇名，因为妈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鼓浪屿女人，却是真女人。我曾经在《水仙》一诗中写过：“人心干旱，就用眼泪浇灌自己。没有泪水这个世界就荒凉、就干涸了。女人的爱，覆盖着五分之四地球哩。”

　　取“真水无香”为书名，是因为鼓浪屿这样的小岛，游客只用两个小时游览是不够的，闻不到它的特殊香气。只有住下来，它那不可言说的美才能徐徐展开，心神浸浴其中，像被水洗过那样获得澄澈宁静。

　　南方都市报：这个小岛似乎是你的生活基地。在近年的文学作品中，一些是跟随都市化的步伐，进行的欲望叙事和符号化写作，另一些作家则是回归到自己熟悉的故乡、家园。你怎么看待作家的生活基地在写作中的意义？

　　舒婷：我个人深信，地缘对于作家的影响与生俱来，不容否认。好像胎记，不管别人能不能看得见，也不用经常伸手去确定，它终生都在自己屁股上。

　　作家在他的生存环境中，摒弃什么？亲和什么？融会了哪些因素？又蒸发了哪些成分？除了我们常说的地域文化的制约外，还包括了自然环境、家族遗传。甚至气候的细微变化，对于风格与性情都有着潜在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到过鼓浪屿的朋友总是感慨着下结论：“这样的地方就应该出诗人。”人们形容土壤肥沃时，常说“插一根木棍就能生根开花”，我不就是那一根幸运的木棍吗？我的家族，我的认知，我的生存方式，我的写作源泉，我的最微小的奉献和不可企及的遗憾，都和这个小小岛屿息息相关。我知道自己并无才气，读书不多，先天与后天注定了是平庸之辈，写作对我，大概只是顺应自然的一种简单生活方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