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键，1967年生，1986年习诗，2003年出版诗集《暮晚》，2007出版诗集《古桥头》，曾获刘丽安诗歌奖、柔刚诗歌奖、宇龙诗歌奖等。


城市化是反自然的，就像工厂是反故乡的

　　南方都市报：你得知获这个奖的时候是怎样的？
　　杨键：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在国内影响很大，主要还是因为她的公正性，中国其他的文学奖大部分都是官方的奖项，民间的很多奖说服力不够，得知获奖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有喜悦的。

　　南方都市报：前不久你到深圳参加了一个研讨会，有什么收获？
　　杨键：收获主要是跟一些老朋友见面吧。比如说韩东，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二次见面；之前我也见过几次于坚，这次见到也很高兴。朱文已经12年没有见过面了，彼此之间的变化都很大。朋友们喜欢我的诗，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南方都市报：你和诗歌圈似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杨键：对，是这样，距离应该说是有的。因为我本身生活的环境就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也不是我不愿意跟朋友之间发生关系，与我志趣相投我当然愿意，我和柏桦之间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在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就有很深的交往，他那时候在南京农业大学，我大概每个星期都去见他。

　　南方都市报：在马鞍山，我感觉这个城市和我到过的其他城市一样，嘈杂，充满着城市的生活气息，我很奇怪，我在你的诗中发现不了这些东西。
　　杨键：是这样的。虽然我在工厂干了13年，但是我对工厂还是相当陌生的，我认为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地方比工厂更陌生了，我对那些机器尤其陌生，我在机器边上呆了13年，但我的心，不在那个地方，我找不到土壤可以扎下根来，我呆了13年，这个根也没能扎下去。工厂这个地方是一个无根的地方。工厂里面没有我们中国人脑海里萦绕的故乡的概念。我想城市也是如此，城市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所在，虽然我可以看到楼，看到人，但人与人之间也是陌生的。在城市里生活，无论你在墙上也好，在人脸上也好，你都看不到土地的气息。我的诗根本就不发生在城市，而是在荒郊野外，发生在郊区。我当然很难深入到一个非常原始、落后的乡村去，我只能在自己附近的地方进行一种自然的思维。这些年，如果说我在文学上有什么发展的话，主要还是对“自然”两个字的认识。

　　南方都市报：怎么理解你所说的“自然”？
　　杨键：在中国的文学里面，在中国的政治里面，实际上“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自然”太重要了，不仅在儒家的领域里面，在道家、在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人要达到一种自然，政治制度要达到一种自然，实际上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但是目前这种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反自然的，就像工厂是反故乡的一样。虽然我一生下来，城市化、工业化就已经开始了。我是1967年出生的，1958年我父亲从乡村到城市里面来参加“大跃进”。我这一代几乎整个都是这样，都是没有故乡的人，或者是不断失去故乡的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导致这些我们最珍爱的东西、像根一样的东西在不断丧失。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的境遇中，就是不断失去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根系。不但是我们中国在发生，实际上是全球都在发生的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人类的悲剧。作为个体的人，再也回不到那种根的状态了。从古代的肖像画里面，你看古人脸上，你从他们的仪容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根”是非常壮大、壮硕的，他们的根基非常非常深厚，我们现在的根完全被斩断了，是没有根的人，从人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城市里的建筑也没有“根”。哪一幢楼有根呢？为什么没有根呢？全部都是水泥做的，好像风一刮就倒掉了。

　　南方都市报：你并不太适应城市生活，是这样吗？
　　杨键：我觉得在城市里生活很累，每个人都很疲倦，非常匆忙。乡村的生活是中国自古相传的，生活的来源从土地而来，从土地而来的生活是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从科技来的，从机器里面来，从石油里面来，从矿石里面来，实际上是从破坏而来的，是因为破坏其他东西带来我们的生存。这种生存方式一定有报应，能够持续的时间，我想也不会很长。因为它以危害其他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农业社会就不是这样了，它是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活，它是从温暖的土地而来的，跟自然，跟四季之间发生一种非常良好的关系。所以，人在自然环境之中，他的内心才能渐渐地成形，渐渐地变得敏锐，才能恢复到一个人心的样子。我们在城市生活是一种无心的状态，心在不断失去，不断地变得迟钝，不断地变得有欲望，有掠夺的欲望，有非常阴暗的东西出现，被天地自然之气所抛弃。天地自然之气对人是有养育作用的，像一个伟大的医生一样，人长久不在自然里面，肯定是要变样的。

　　南方都市报：实际的情形是，乡村在城市化，你诗歌当中提到的“池塘”、“古桥”、“理发室”也都在消失。
　　杨键：对的，现在乡村也在不断受到威胁。因为政府不知道乡村的价值，也不知道自然的价值；村里人也不知道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的价值。不过，你一路上看来，还是有保存得很好的，他们自己在保护自己，而不是一个县长、一个县令、一个制度去保护它们。这或许是自然自身的一种天命吧。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摧毁。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提到过一种“无根的写作”，“无根”对你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杨键：中国近一百年都在不断破坏我们祖宗创造的文明，当这些东西全部被摧毁的时候，向我们古老文明回归的时候就开始了，叶落归根的愿望在我身上越来越迫切。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是我一个人如此。中国的这种东西就像《易经》里面讲的，有一段时间自然要灰飞烟灭，但又会进入另外一种生的循环。历史也是这样，文明也是这样。文明也会消亡的，但文明也会卷土重来的。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点都不奇怪。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这样循环，遵循的也是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不可能常常处在一种状态，它有春夏秋冬，有生老病死。所以中国文明遵循自然之道，朝代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内心里面也遵循这种状态。朝代也像一个人一样，有生老病死，每个朝代都是这样的。

我只是一个跟随自然，跟随四时之美的人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提到你的诗中有一股“暮气”。
　　杨键：我没有暮气，也没有青春，我只是一个跟随自然，跟随四时之美的人，人类现在选择这种城市化的生活，才会暮气沉沉，你看每个城市都是这样的。我所生活的城市是这样的，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的。

　　南方都市报：你是一个对季节敏感的人？
　　杨键：是的，我的写作，因为季节的变化而出现困难。比如说我对季节的捕捉，因为日常生活有很多杂事，你刚刚进入那个状态，突然又有什么，季节它就不在了。比如说冬天，我是很喜欢的，在这个季节我刚好进入状态的时候，突然碰到什么事情一冲，冬天也就过去了。我是一个跟随四季的诗人，我对四季是相当敏感的。在春天和夏天基本上写不了什么东西。现在自然界遭到破坏的程度非常严重，像我们江南这里秋天也不是很明显了，等待一个秋天要等待很久，才会来临。往年秋风一吹，我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了；现在秋风要到很晚才会来临，这个已经非常明显了，这种情况对我的写作影响和破坏都很大。我觉得中国的古代诗人真的是很了不起，一直以来，中国的诗人都跟随四季的，中国的诗歌，季节感都非常明确，中国诗人像农民一样对季节都相当敏感，所以现在对自然的破坏就影响了诗歌的进程。

　　南方都市报：你对乡土的这种眷恋会不会跟你的童年有关系？你曾提到，在你6岁时的矿区是多么美，那段时间是不是对你的影响很大？
　　杨键：应该是这样的，小时候满山遍野的映山红让我难忘。那时对矿的开发还不是很厉害，现在应该是一塌糊涂了。我们小时候，大家也不怕穷，过着很贫穷的生活，不觉得穷是一种耻辱，哪怕再卑微，还是非常快乐的。现代人不一样了，好像天天都要吃喝一番，才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才是衡量快乐的标准。现在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价值、是否快乐的一个标准，跟过去比起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用物质来衡量一切，用是否有钱、是否有轿车来衡量，而不是以“道”来衡量了。所以，以前有“道”的人在乡村中就是头号人物，现在百万富翁才是成功。现在一切以“物”来衡量，而不是以“道”来衡量，这个变化太大了。这是一个向“利”的时代，而不是向“义”、向“道”的时代。

　　南方都市报：有人认为你是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诗人。
　　杨键：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欲望要保持在适当的状态里，我们现在的欲望都有点过了。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你所有的欲望都灭绝掉。“欲望”这个词还是很复杂的，人要把它维持在一个恰到好处的状态下，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过”了的时代，在欲望方面过头了。中国过去是一个非常懂得节制的国家，既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又不要模糊自己的性灵，这就最好。这是一个最不“存天理”的时代，要有一种神圣性，凌驾于时空之上的一种神圣性，一个国家一个人，都要有它的神圣性。除了一种日常性，必须要有一种神圣性。这个时代就丧失了这种神圣性，对人没有敬畏，对草木没有敬畏，这是一个天理不存的时代。天理是我们世俗生活之外的另一种声音，但是现在丧失了，我们生活得特别张狂，越来越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忐忑不安，没有战战兢兢。

　　南方都市报：你对现实很悲观？
　　杨键：我不悲观，我一点都不悲观。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经过百年的动荡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回归到零了，正好是一个真正的起点。这些东西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它。中国这种回归到零的起点，不仅是中国文明罕有的，也是世界文明罕有的，这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中国在最近一百年中遇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两大文明在中国交错，种种战乱在中国发生，它会提醒我们这几代人甚至后来人。经历百年巨变，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完全消失了，退出国家的舞台，或是被边缘化，彻底变作无用之人，像我这个人，也许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如明末清初的遗民或者元代的遗民、宋代的遗民，但他们最后的选择还能隐居山水，隐居在今天已经没有条件了，首先是土地的问题，土地不是你的，土地无法进行买卖。这样我们有根也无处扎了。我就是一个有根而无处扎的人。

　　南方都市报：你实际上有一个“有所为”的梦想？
　　杨键：是的，我是一个在这方面有着强烈追求的人。

　　南方都市报：但在外界看来，你更多的是“归隐”的、在相对偏僻的城市安静地写作的形象。这能不能说是对你某种程度上的误解？
　　杨键：可以说是一个误解。我并非一个躲在山里的人，我刚才说了，我有根，但无处扎根。我跟中国所有的人一样，都处在一个飘零的状态中，有家难回的状态。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知道杨键信佛、吃素，会猜想你是一个比较宽厚、圆润的人，但是，实际上你也是锋利的，是吗？
　　杨键：实际上我的观念是非常古老的，从你现在这种比较现代的观念来看我，你们可能比较适应城市化，适应进化论，我是一种比较陈旧的思维，也许我还是一个拥护君主制的“老臣”。

　　南方都市报：你更乐于保持这种“陈旧”？
　　杨键：是这样，这是一个强调进化论、强调进步的时代，实际上就是一种“维新”，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糟粕。这是普遍的二十世纪的观念。不管东方也好，西方也好，都是把陈旧的东西全部抹掉。我们中国更是如此，对陈旧的东西全然抛弃，政治制度也好，文学也好，包括对于农业的信仰，抛弃在所有的领域里发生。这是一个一切维新的时代，不经过任何考虑就把旧东西抛弃了。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重心失载”的状态。

中国文明是完美、完整、不偏不倚、中正大雅的

　　南方都市报：你有过大量阅读西书的时期，现在对传统有更大的兴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杨键：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我的转变是由于我二哥的去世，他的去世带来了我信仰上的转变，我过去不是一个佛教徒，我二哥的去世，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我从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变成一个有信仰的人。死亡对人的改变比什么都自然，它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自然的一种方式。也许是我自己对死亡比较敏锐，像“死亡”、“生命”、“亲人”这样的字眼，是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东西，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是对于这些基本事物的领悟，我实际上也是处于对这些东西不断地领悟当中。

　　南方都市报：“死亡”和你的转变，是一种什么关系？
　　杨键：我说一个故事。民国时期有一个僧人，小时候是个放牛娃，在一个像现在这样的季节里面，桃花开了，在放牛过程中，他看到风一吹，桃花就纷纷散落。这时候他八九岁吧，他在这时感觉到了生命的无常———桃花在开放的瞬间就飘零了。他这时候内心就有所“悟”，很快他就出家了。他出家的时候非常早，不像我，看到家兄的死亡，然后才对生命的无常有所悟。他的内心是天人合一的，他八九岁就天人合一了。外在于一棵桃花树的这种坠落和飘零，跟他的内心也是有关联的，他因此而决定要出家了，他要解决生命的问题：生命为何就这么容易流逝呢？所以，我想这种转变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这种决定也是自然的，他要解决的也是一个自然问题，死亡是自然的，而不是非自然的。所以，这个东西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从一个放牛娃转眼之间就变成一个僧人，这种转变就由于桃花的凋零。

　　南方都市报：中西文化在你身上会否有矛盾和冲突？在这里面，会有挣扎吗？
　　杨键：有，有挣扎，有矛盾，有对立，而且这种矛盾和对立仍然在持续，还要再持续。就我目前的判断，我认为中国文明是远远高于西方文明的。中国文明是非常完美、完整、不偏不倚、中正大雅的文明，是非常慈悲的文明，这种慈悲是普及万物的。我现在对西方还在持续地学习过程中，也没有说我完全终止对它的兴趣，但是兴趣不大了。应该说从我最开始写诗———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西方的诗歌，但是现在很少看了，基本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我还是喜欢中国，越来越迫切地想回到母体。我觉得二十世纪是一个丧失母体的时代，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往回走的阶段了，这是几代人的事情，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这种协调，我想还会持续下去。你看中国的佛教，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一直到宋代的时候中国才真正地把它吸收。现在东西方文明也一样，也要经历比较长的阶段才能得到融合。

　　南方都市报：这种挣扎，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杨键：影响倒是谈不上。现在对我的影响，基本上都没有了，降得很低。

　　南方都市报：我注意到颜峻对你有一个评论，他认为你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来缝补被现代化撕裂的心”。是这样吗？
　　杨键：对，这句话说得也不错，我试图在这样做。只是心是无法被“撕裂”的。

　　南方都市报：除了西学和传统的矛盾，在你身上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矛盾，就是你先信佛，然后再研究儒家，我们知道“佛”是出世的，而“儒”是入世的，这有冲突吗？
　　杨键：不冲突。这个东西在苏东坡身上，在王维身上都不冲突的，他们有入世的一面也有出世的一面。可以确保一个人达到自由的境界，这才是真自由。西方讲的自由是伪自由，中国讲的出世和入世这才是真自由。入世也可以自由，出世也可以自由，两者皆可自由。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会把你的诗和海子相比，说你的诗是“后海子诗”，你认同吗？
　　杨键：我跟海子的诗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他实际上是东西方交叉在一起，非常挣扎。他可能是初期东西方诗歌交往中成为牺牲品的诗人。

　　南方都市报：目前对于很多诗人而言，中国性越来越少，应该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杨键：是这样的。中国性应该是从1949年以后就很少了，民国时候身份还是非常强烈的。当年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为了提醒身份的重要，中国人的身份是第一位的，现在完全不同了，身份已经完全被抹掉了，被淹没掉了。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人的身份问题。然后是文化的背景。中国这种固有的文化背景是最最重要的，中国固有的这种文化要是消失的话，原有意义上的汉人就泯灭掉了，消亡了。我们的血液可能还是汉人的血，我们说的话可能还是汉人的话，但是我们的灵魂，我们汉民族的精神之魂，可能已经被完全置换掉了。这一点我觉得是首当其冲的，这是一个源头性的问题，诗人应当从这里面走出来。

我对底层的同情，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了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的两本诗集中，是否有你的个人观念或者对诗歌观念的转变？
　　杨键：转变应该说是没有的，实际上我的风格在1995年就形成了，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现在应该是更加单纯了，更加简洁，就是说更加接近于白描，更能够进入一种水落石出的状态，是曲线的，而不是直线。这是我目前的写作。我觉得我现在对语言要比过去更加敏感，修辞更少了，不再是那种很吃力地写一个东西了，比较轻松就可以到达。

　　南方都市报：人们说你的诗歌都会谈到“底层身份”和“民间写作”，你认同这样的概括吗？
　　杨键：我对底层的同情，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了，不是因为他们贫穷，我就同情他们，如果这样去想，这个问题就太简单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好像就是因为贫穷，我们才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才要改变自己的方向。我刚才讲了，这是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向“道”的方向，而在一个向“物”的方向，所以我们才害怕贫穷。

　　南方都市报：你目前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杨键：稿费，我开了一个专栏，每个月会写两三篇书评，已经够我生活了。

　　南方都市报：工厂的下岗补助是什么时候停的？
　　杨键：前年就彻底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在马鞍山，你会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奇怪的闲人？
　　杨键：闲人？那多幸福。中国人对幸福的定义，很多都经过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阶段，你从“闲”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字既有被控制在某个地方，又有那种自由生长的意思。

　　南方都市报：你会告诉你母亲你在写诗吗？
　　杨键：她知道，但她不知道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