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诗歌·太原论坛暨新诗90年纪念总策划人寓真

　　光阴荏苒，中国新诗已走过90年的历程，为纪念这其中所经历的曲折与辉煌，11月4日，由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省社科院等共同举办的“中国诗歌·太原论坛暨新诗90年纪念”在太原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诗人、评论家汇聚一堂。

　　回顾百年新诗发展历程，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义》，2月发表李大钊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白话诗八诗》，那是新旧文化冲撞的惊雷。之后，郭沫若的《女神》开启新诗的先河。此后90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涌现了一批批优秀的诗歌和诗人。他们以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个性创作出独具风采的优美诗篇，绘制了当代中华民族的心灵史。

　　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前期代表诗人有食指、北岛、昌耀。他们冲破了当时固定而僵化的写作模式，开拓出一个当代诗歌创作的全新领域，并直接促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理论的兴起。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朦胧诗歌登上诗歌历史舞台，作为中国新诗的又一个高潮时代来临。它的代表诗人北岛、舒婷、顾城等人在艺术手法上全面出新，使诗歌从“文革”十年的绝境中大举反旗并成功出走。

　　继朦胧诗歌之后，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热闹但是却空荡荡的时代。朦胧诗歌群体迅速分化改变，于坚、韩东、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王家新、伊沙、徐江、侯马、莫非、林童、树才、刘文旋、马永波……所谓中间代、他们诗群、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第三条道路等等以各自的方式登上诗歌的舞台。

　　2007年11月,山西文学界活动不断,其中中国诗歌·太原论坛的开坛，吸引来国内100余位诗界人士，在中国新诗90年的纪念中，从山西这块土地上发出了诗人争论的声音。论坛的成功举办，在中国诗界引发关注。日前，本报特地专访了本次论坛的总策划寓真先生。

　　诗歌论坛一种最佳的纪念方式

　　记者：在新诗诞生90周年之际，举办“中国诗歌·太原论坛”引起了诗歌界的广泛关注。您作为一个主要策划人，是怎样估量这次论坛的意义的？

　　寓真：我认为这个论坛的意义，首先在于这是对于新诗诞生90周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回眸新诗走过的这90年的道路，是极不平凡的，它与我们国家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变革相重合，诗歌也在一种探索和挣扎中前进。我们通过论坛作一个深情的回顾，这本身就意味着对这段非凡历史的崇拜，对诗歌的崇拜，对所有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奋斗过、贡献过的诗人和文学家们的追思和景仰，通过纪念也是我们对诗歌的钟爱和执着的信念的表达，让我们更深切地感受诗歌的崇高精神。当然，作为一个诗歌论坛，它不是一般性的纪念活动，我认为我们是采取了一种最佳的纪念方式。纪念新诗90周年，可以有各种形式，写点纪念文章，召开一个庆祝会议，邀集一些朋友在一起饮酒干杯，都是纪念，但是，通过举办一个论坛，从诗学理论上进行回顾和经验的总结，剖析问题，汲取教训，探索未来，这就远远超出了作为一个纪念性活动的意义，应该说这个论坛是一次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诗学理论研讨会。

　　记者：论坛主要是围绕哪些问题展开讨论的，您认为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寓真：我们设计这次诗歌论坛的初衷，就是要为我们的诗人、学者提供一个面对面讨论交流的机会，大家共同来回顾新诗90年的历史，从经验和教训的领悟中来探索中国诗歌的前景。会前，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先生同我们商量，拟出了一些论文提示，供参考的论题包括：新诗诞生的文化背景和驱动力；中国新诗对古典诗词的叛离与嬗变、承袭、发展；中国新诗在哪些方面受到外国诗歌美学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如何审视和评价借鉴的成败得失；在探求继承与借鉴相统一、民族性和当代性相统一的过程中，有何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国新诗是否形成自己的传统，怎样预见中国诗歌发展的前景，等等。莅临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的一百多位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在他们的书面论文和大会发言讨论中，这些问题都已涉及，专家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的许多论述，精辟、深邃、新颖，有的让人耳目一新，有的甚至是振聋发聩的。有的著名学者因为另有重要活动，送来了论文而未能亲临大会，到会专家的发言也受到了时间的限制，这让人有所遗憾，但从总体效果上看，还是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研讨过程热烈的争论是必然的

　　记者：您上面提到的几个论题，涉及了目前诗歌理论上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次论坛有没有形成某些共识？

　　寓真：论坛的研讨和争辩气氛非常热烈，我感到在某些主要理论问题上大家还是可以形成趋同的认识。参加论坛的人士虽然来自方方面面，最基本的一条是大家抱着一个共同的愿望，都希望中国诗歌走向繁荣，同时也都对此满怀信心。张同吾在论坛开幕式上讲到，中国新诗90年历程可谓是“岁月峥嵘，道路曲折，业绩辉煌”，“新诗从发轫期、丰盈期、调整期而进入开放期”。许多人赞成这样的观点，对新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老诗人牛汉发言说：“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民族诗的传统，艾青就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诗人。”虽然新诗的发展中有过曲折，一度出现标语口号式的非诗状态，而当下又在商业化的浮躁中出现另一种文字游戏的非诗、口沫横飞的口水诗，以至“下半身写作”之类，但这些都不能影响新诗前进的主流。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形成，不仅是语言上的不断锤炼和艺术上的不断完善，而且始终保持了与时代命运、与民族忧患血脉相连的一种传统。李松涛说：“中国的新体诗与旧体诗各有各的传统，但历代中国诗人却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传统，那就是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诗人心怀苍生便热血激荡，热爱生活便永不失语。”我认为，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点上，使我们对中国诗歌的未来前景充满了希望。当然，这只是论坛中相对有代表性的一种声音，在谈到许多具体问题上，意见总是有歧义的，争论是必然的，否则也就不能称其为论坛。

　　焦点问题新诗与传统诗词的碰撞

　　记者：是的，只有展开争论，问题的探讨才有深度，请您谈谈是什么问题成为这次论坛的争论焦点？

　　寓真：观点明显对峙、直接碰撞的是关于“新诗主体论”和传统诗词的复兴问题。高平发言说，五四以后中国诗坛被白话新诗占据主流地位是历史的必然，旧体诗词至今并未复兴，现在涌现的大量的旧体诗词，只是“顺口溜型”“复古型”和“探索型”的。丁国成则认为，传统诗词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它的初步振兴和繁荣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铁的存在。与旧体诗词振兴的势头相比，新诗现状要逊色得多。他说：“‘新诗主体论’在理论上不够周延，在实践上也是无益的，扬新诗、抑诗词，严重妨碍了我国诗歌的健康发展。”石英在论文中使用了“拥新派”与“拥旧派”的提法，他在肯定新诗成就的同时，反省了新诗那种“走歪了的东西”。周笃文的论文以“胡适与诗国革命”为题，从新诗诞生的源头上进行了反思，指出胡适本人在晚年时也回头支持写旧体诗，表示了自省的态度。刘章是一位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的诗人，他的发言题目是“呼唤新诗与诗词的相融互补”。从海外远道归来的著名诗人洛夫，特别强调要“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古典诗歌意象永恒之美”，他深情地说道：“我并无意鼓励大家去写旧体诗，今天写旧诗的朋友很多，写新诗与写旧诗的朋友应相互尊重各自的选择、各自的兴趣，但我今天在这里必须呼吁，写现代汉语诗歌的朋友在参照西方诗歌美学，追求现代或后现代精神之余，不要忘记了我们老祖宗那种具有永恒价值的智慧的结晶，真正的美是万古常新的。”

　　记者：这样的争论是能够得到很多启示的，除了新旧体之争，新诗自身的诗体形式也是当下诗歌界的一个热议的话题，这次论坛是不是也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寓真：是的，“拥旧派”认为新诗体式是对汉语语言特征的背离，是借用了西方的翻译诗歌的形式。新诗界也对诗体形式争论不休，很多人对完全散文化，散漫无序、没有诗体的现象感到不满。吕进提出“新诗二次革命”的口号，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树立诗体意识，进行新诗的诗体建设。朱先树在论坛发言中说：“中国新诗诞生以来，最受非议的就是它的艺术表达形式。”但他认为当下对新诗诗体不能过分苛求，应当放宽尺度。在这个课题的讨论上可以看得出来，一些年轻的诗人和青年评论家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他们思想非常活跃。在他们看来，似乎诗体形式并不重要，而是要求“每位真正的诗人，都应当写出个性化的作品，并致力于构建自己的美学体系”，为此，洪烛提出了“新新诗”的呼唤。潞潞的发言用了象征性的诗的语言，他说：“对于诗人，我不希望有谁给出一个定义，那样也许会失去更多。有时候我们关注的，只不过是背景暗淡的一片天空，若隐若现的鸟的影子，而问题本身甚至是我们有意忽略的。”金汝平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古典诗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他说：“有最后一个人，就会有最后一首诗。那是我们永远想像不出的一首诗。就像屈原想像不出李白的诗，李白想像不出李贺的诗，李贺也想像不出我们今天所写的诗。”“一个老诗人必勇于向更年轻的诗人学习，才能长葆青春。”

　　解决分歧引起争论达到思想交流

　　记者：看来论坛的确非常活跃，你们组织这样的论坛，事先有没有考虑到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又如何通过讨论来解决分歧呢？

　　寓真：诗歌理论上的分歧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但我们开始担心的不是怕引起争论，而是怕争论不起来，这种情况是可能的，有些诗人和评论家常常以傲慢和轻蔑的态度对待论敌，一看见不同立场的人扭头就走，似乎不屑于与小人论道，如果出现这种冷场，论坛就失败了。我们这次讨论一直很热烈，没有出现那种冷场的尴尬局面，这正是论坛的成功之处。我们这个论坛是开放型的，论坛的宗旨提出了十六个字：“精研博辩，兼容广纳，争荣振衰，继往开来”。“博辩”和“广纳”的意思，都是要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千变万化的时代，反映在文学和诗歌界，也是一种纷繁复杂的多元现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论坛要像大海一样，能够接纳来自各个方面的理念和各种流派的观点。十六个字的宗旨的另一种表述，即是“诗论纵谈，流派纷呈，各放异彩，共绘斑斓”。因此，我们论坛邀请的对象注意了广泛性，采取中国诗歌学会和中华诗词学会联办的方式，扩展了参与面。既有中老年的诗人，也有新生代诗人；既有强调新诗主流的学者，也有力主复兴传统的旧体诗词家；许多年轻的诗人、网络诗人都到会了。论坛不怕争论，不需要也不可能形成一种统一的结论，更不需要像法官那样去判断是非、解决争端，只要能展开探讨，引发争论，就达到了思想交流。观点的冲突和辩驳，就像打铁一样总会冒出火花，争辩越烈，火花越灿，不论是持什么样的论点，都会在争辩中得到锤炼、得到提高，总体上就会提升我们诗歌理论的成熟和精纯度。与结论相比，我们更重视讨论的过程。构建一个兼容广纳的开放性论坛，打破诗人队伍中和诗歌理论上的宗派小圈子，面向大视野，这在诗歌界和评论界都是值得提倡的。

　　新旧阵营珠联璧合日久显真意

　　记者：刚才说到的论坛，中国诗歌学会和中华诗词学会都参加了举办，让新诗和旧体诗两个阵营的诗人同台讨论，确实是这次论坛的一个亮点，同时也有让人不解之处，既然是纪念新诗90周年，为什么让旧体诗群体的诗人来参加呢？

　　寓真：新诗和旧体诗不应该有壁垒之隔，我们的论坛叫“中国诗歌·太原论坛”，不论是什么形式的诗歌，只要是用汉语写作，只要是中国诗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诗，就不能排除在外，就属于我们论坛要讨论的范围。我们纪念新诗90年，应当看到新诗艰辛探索的进步和成就，同时也要看到这90年对于传统诗词来说，也是一个改造和新生的过程。两个组织在一起办会，这还是第一次，借用张同吾的一句话叫做“珠联璧合的美学构成”。这种首倡究竟意味着什么，毋庸更多地谈论，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显示出它应有的意义。

　　对于山西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支持

　　记者：通过您以上的介绍，这次太原诗歌论坛的意义非同一般，衷心地祝贺论坛的成功！最后，想请您再谈谈论坛闭幕以后，您个人有些什么感想？

　　寓真：这次全国性的诗歌论坛在山西举行，是对山西的一种全方位的支持，作为一个山西的诗人，作为东道主的一员，十分感谢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以及全国各地的诗人和评论家！朋友们在寒冷的暮秋，为了诗歌而来，使我备受感动。洛夫先生提前到达太原，会前一天我们安排他出去旅游，但他为了准备发言稿，在房间里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天。牛汉先生是山西人，他对家乡和对诗歌有着同样深挚的感情，不顾年事已高、家人劝阻，执意要出席论坛，在大会前一天晚间赶了过来。高洪波同志因另有公务不能出席，代表中国作协并以他本人名义发了贺电。吉迪马加、郑伯农、谢冕、吕进、舒婷等著名诗人和评论家都因为别的要务不能分身，一再打来电话表示歉意，有的把论文提前送来。雷抒雁本来准备了在会上宣读论文，我们临时请他做主持人，他欣然答应，和桑恒昌两人把大会发言主持得生机盎然。这些细节让人感动，是因为其中都渗透着我们的诗人对中国诗歌的一种无比珍爱的崇高感情。在论坛闭幕时，主办单位向优秀论文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我在主持颁证时说，大家看这荣誉证书很一般化，不是那种豪华型的，但它的意义就在于是新诗90周年的论文奖，你可能会荣获更多更高的各种奖励，但很难再得到这样一个属于新诗90周年的奖，要想领一个一百周年的奖，还需要再等十年啊。大家就笑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次论坛是值得我们记住的。它肯定将大大促进山西的诗歌繁荣，我们也希望借助于山西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浸润，对于整个中国诗歌的发展有所补益。希望这次太原论坛能够在全国的诗歌界产生它应有的某些影响，让它的雪泥鸿爪在中国诗歌的前进道路上也留下一缕芬芳。祝愿中国诗歌这棵大树更加碧绿，更加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