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高明：1958年生，诗人、文学翻译家、编辑家。著有诗集《危险的夏季》、《荷兰现代诗选》，编著《外国现代派百家诗选》等。 其诗歌作品被译为英、德、西班牙、荷兰、瑞典、希伯来等多种文字。

    20年前，一本名叫《荷兰现代诗选》的“小书”，因为唤醒了诗歌古老民族沉睡多年的诗歌本体意识，催发了当代中国诗人更自由、更自觉地创作状态，深受当时中国青年诗人们的关注。20年后，作为国内首部荷兰诗歌中译本的《荷兰现代诗歌选》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再版。引人关注的是，今日中国诗坛已非昨日辉煌，在诗歌被边缘化的今天，它是否还能像20年前那样颇受关注，热爱诗歌的人们能否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记者采访了《荷兰现代诗选》编译者马高明。
    记者：荷兰作为日耳曼语族中的小语种民族，其诗歌成就一直没有引起国际诗坛的重视。您是诗人，又是学英语的，当初怎么想起编译荷兰诗歌？
    马高明：1986年6月，我应邀赴荷兰参加一年一度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其间，那些与荷兰读者非常交融的当地诗人让我印象深刻。他们与我有情感共鸣，让我对荷兰诗歌产生了强烈的了解欲，遂有了将荷兰诗歌介绍到中国的愿望。我与时任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主任的马丁·莫伊先生谈起此计划，他立刻应允给予资料与经济上的支持。回国后仅两个月，一位承担此项使命的荷兰著名作家、出版商阿德里安·凡·蒂斯来到北京，并约见了我。我与凡·蒂斯达成了由我翻译、由凡·蒂斯赞助出版《荷兰现代诗选》的意向，同时考虑到从英文转译荷兰诗歌可能会拉大与原文的距离，便邀请北大荷兰留学生柯雷作为我的荷语翻译助手。
    记者：《荷兰现代诗选》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后，首印万册很快销售一空。不少诗人包括热爱诗歌的读者都对荷兰诗歌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那么，您在选择荷兰诗歌时有什么标准？
    马高明：《荷兰现代诗选》选译了上世纪从二次大战后至80年代各个时期的荷兰诗歌代表作，有42位重要诗人的200多首诗歌。我们选择诗作，首先看作品的可译性，再看诗人在荷兰国内的相对地位以及对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性。入选的诗，我自己首先要有感觉，有再创造的激情。而有些诗人虽然其作品褒贬不一，甚至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大于其作品的价值，也非常重要，因此适当酌情收入。其中很多诗带有平民写作的特征，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是有参照性的。
    记者：《荷兰现代诗选》此次再版，做了哪些改动？
    马高明：原来的翻译语言完全保留，只做了少量的技术性修订，比如，某位诗人生卒年的更正，某些诗作遗漏段落的补译等。海峡对岸的台湾诗人也看到了这本书的价值，他们一直在谋求着《荷兰现代诗选》繁体版在台湾的出版，这一愿望已经于5年前变成了现实。
    记者：您认为荷兰诗歌对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产生了不小的震动，而其衍生的影响至今未曾消弭。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马高明：这一文化现象绝非表层，而是一个小语种与大语种文学之间的不期邂逅，东西方两种文化在各处极端背景下的一见钟情，在诗歌普遍被边缘化的国际背景下两个不同语境国家之间戏剧性诗歌对话的必然结果。
    荷兰作为一个小语种民族，近邻是德法英，外缘是俄意西等文化列强，其文学价值只有依赖创新才能获得周边的承认，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捍卫自己文化尊严的强烈使命感。结果是虽然属于西方传统的荷兰艺术，包括诗歌，却对西方的经典艺术具有强烈的反叛甚至颠覆精神。
    中国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但这种积淀又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是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也是沉重的历史负担，体现为保守和故步自封，虽经北岛一代“朦胧诗人”的奋力突围，但中国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想像空间仍然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极大遏制。此时，一个敢于颠覆西方经典诗歌的小语种诗歌，与承载厚重文明负担的大语种诗歌之间的戏剧性对话，其对中国青年诗人影响之深刻也就不再令人诧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