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船借箭》2006年在柏林首次展出，暗喻国际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厅里（如图），船舵上的五星红旗十分醒目，艺术评论家费大为认为，国旗可以表明作者的观点：对中国的批判和攻击将有利于中国。但2008年在中国美术馆展览的时候，船头却没了这面国旗。蔡国强只是把船上原本吹旗子的小电扇放在那里空转  蔡工作室/供图

蔡国强1978年在武打片《小镇春秋》里出演一个反派，在一个黑暗小巷里蔡国强凌空飞脚踹向一个共产党员 蔡工作室/供图

这类似于一个传奇故事：福建泉州市新华书店的干部、民间书画家蔡瑞钦告诉年幼的儿子，古根海姆是世界最好的美术馆；多年后，儿子蔡国强在那里做了个人回顾展。此时蔡瑞钦已经七十多岁，被中风折磨在床，蔡国强把父亲创作的《百虎图》也挂在了古根海姆博物馆。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很长时间不能说话的老父亲，流出了大滴的眼泪。

蔡国强的成功不仅被目为他个人艺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艺术的成功。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和古根海姆馆长托卡斯·克伦斯开玩笑说：“美国艺术三百年的展览用了七个展厅，蔡国强一个人就用了十个展厅，他一个人顶美国的全部。”

中国美术馆是蔡国强回顾展《我想要相信》的第二站，展览几乎与奥运同步，相比起古根海姆展的三个月，中国展的两个星期显得过于短促。与古根海姆有所不同，蔡国强为这个展览特意回到家乡泉州，新制作了奥运焰火计划“大脚印”的巨大草图，同时亲自制作了自己的“脚印”——这是比古根海姆更富有情感色彩的大事记。

蔡国强展览的视觉效果惊人，甚至充满娱乐性，很多人长时间坐着，津津有味地看他制造的一次次爆炸的录像，看他摆弄火药，怎样让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怎样在天空中打出黑彩虹，怎样模拟时代广场发生的一次汽车爆炸事件。但在美术馆的空间里，录像和火药画都不如那些装置作品来得刺激，比如《草船借箭》，即使不论这个产生于1998年的作品所体现的中国式智慧，从视觉上它也令人过目不忘。这艘草船悬挂在中国美术馆的大厅，船身插满了利箭，如同一只巨大的翅膀。《草船借箭》是从纽约现代美术馆搬过来的，单单搬它就花了几十万美金，而其体积之大使得中国美术馆必须拆掉大门才能让它“驶入”。

蔡国强坚持要把船带到北京，除了把它视为自己艺术的代表符号，蔡甚至也觉得这船就像他自己的影子：从一个港口驶到另一个港口，漂泊多年又回到中国。蔡国强从不掩饰他对这件作品的喜爱：“这艘船既有暴力的伤痛，同时又硕果累累，既承重，看起来又十分轻盈。”可惜这艘船在中国美术馆的展示效果不算理想——悬挂的船可以有两种观看的角度，从下往上看船像是在飞，从上往下看这个船像在水里面漂浮，但中国美术馆的展厅决定了这艘船只能被仰望。

参与奥运会标志着蔡国强真正从当代艺术界的明星进入到中国公众领域，人们对蔡的浓烈兴趣从奥运会的焰火延续到了随后的展览中。从蔡国强自家的四合院到中国美术馆只需步行5分钟，但蔡国强不常去，因为去了就不容易走出来，总是被拉住签名照相，“我站在那里就像一个布景。”蔡说。

为奥运和展览开幕式举行的庆功会上，蔡国强工作室主任马文调侃说像是一场婚礼，因为这次参与奥运确实可以称为是“艺术和政治的联姻”，马文自己也是奥运会核心创意小组的成员。蔡国强自己也经常开玩笑说被政府“招安”了，他可以非常坦然地说，他享受为国家做些贡献的感觉。蔡国强曾对人谈到他反感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正确的民族主义者，对自己的民族从不丧失信心，在延续自己民族文化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对方的文化也是尊敬的，可以与其平等对话，可以被利用，也敢利用对方。如果没有民族主义，我认为很可鄙，根本就是混蛋。”

古根海姆的回顾展开幕的时候，蔡国强的朋友、评论家方振宁写了一篇文章叫《蔡国强：中国崛起的缩影》，方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蔡国强’这个名字跟国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有关系。”

不得使用真鸟

南方周末：《草船借箭》没插原作品里有的中国国旗，展览里有其他作品也受到类似影响吗？

蔡国强：没有，但一开始我们想展出《收租院》就不可以。碰到这样的事情，艺术家可能有两种想法，有的干脆不展了，有的可以有所妥协。我是后者，因为我觉得作品是活的，被不同的时空喂养，这个时空不能有旗，这就是在这样的时空里留下的象征。而且国外也有国外的困难，比如我2006年在大都会博物馆做的《透明纪念碑》，那个纪念碑底下要有几只撞死的鸟，表现鸟想飞过去，但被玻璃撞了，掉在台上。在国外他们就整天“矫情”这个事情。

南方周末：因为动物保护的问题？

蔡国强：是啊，开始我用的是真鸟的标本，他们绝对不同意。后来我就骗他们是假的，他们问怎么这么像真的？我就说中国现在什么都做得很好。后来趁我不在，他们偷偷摘了几根羽毛去验DNA。验了后跟我说绝对不行，从动物保护法到细菌的传播，从人性的良心，都不好，不好就不美，上升到美学了……后来我只好把鸟皮摘下来，用树脂粘在一个模型上面，他们又把毛拿去化验，说毛上还粘有一点皮，还是不行。我只好去弄很多假鸟，掺在里面。可这个作品摆在那里，真的天天有很多真鸟撞死，这是暗喻“9·11”的作品，什么都没说，但就是彼岸飞不过去。

南方周末：费大为写你的一篇文章，前面大多属于赞美，后面说蔡国强在表达上杂乱无章，没有内在逻辑，不断在扩大范围，而且作品很多义，你觉得呢？

蔡国强：顺着费大为说吧，应该说我不怕杂乱，不怕无章，总体上我不怕矛盾，西方艺术和科学的价值观主要是解释矛盾、解决矛盾，而我的东西直接就是矛盾的体现，从来没有想去解决矛盾。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矛盾的，科学家要去解决矛盾的话，解决了一个矛盾还有新的矛盾。

南方周末：你也承认自己没有逻辑、没有顺序吗？

蔡国强：近看显得杂乱无章，很远其实没那么乱。至少自己看没那么乱，像一个杂乱无章的房子，但自己知道东西在哪里能拿得到。

南方周末：艺术评论家吕澎说你在思想洞察力和批判性方面，对中国当代艺术史并没有太大贡献。在他的解读里，你的作品意味着冲突双方可以握手言和，包括中国的实用主义已经成为今天人类的世界观，只要愿意，人们曾经坚决捍卫的批判或质疑立场就可以变得可有可无……

蔡国强：我挺赞成的，我也没有感到我贡献很大（笑）。其实这能看出他有理想主义色彩，他对现代主义精神的颠覆性、批判性有一种敬仰，这精神很好。但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要决一死战，辨别黑白，谁胜谁负，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有些艺术家可以用艺术去做艺术，有些艺术家虽然也揭示了一些社会性的冲突和矛盾，但其实最后这些都是隐含在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里。

想用艺术来直接改造社会，把艺术当作金箍棒，我认为比较困难。大量艺术在这个世界上受到时代影响，也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个时代，但功利化地用艺术来改造这个时代。用艺术去承担这个重任，我感到特难。我们国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不直接去面对、去揭露，而来说文化的事确实听起来不痒不痛，什么草船借箭，什么成吉思汗的方舟，这对中国有什么意义？但还要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很广泛意义的中国，而且版图还放在整个世界地图里面。我因为长期生活在国外，在谈论中国时往往谈论的是经常要跟外国发生关系的那个中国，是国际背景下的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