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8日，北京几个当代艺术区同时有十几个新展开幕，形成了年后第一轮艺术现场的热浪，而其中最为人瞩目的莫过于一辆奔驰S300冲撞一堵用10吨红颜料砌就的颜色墙，很多人说，这样的大手笔现在只有在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才能看到。2008年，第一个让人记住的艺术事件便是朱金石在阿拉里奥画廊完成的“权力与江山”个展，而朱金石称之为——现场艺术。

　　记：首先祝贺你的这次展览成功，陈丹青说去年是辉煌而荒凉的一年，你的这个展览给人们带来了异样的欣喜。

　　朱：这个展览对我来说更是一个“现场”艺术。首先非常感谢尹在甲先生和阿拉里奥画廊极具勇气推出这个艺术项目。这对艺术家是最直接的支持。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讨论的都是怎样来做这个展览，怎样通过艺术项目把现实所发生的变迁及社会变革折射出来。

　　什么是现场？作为装置艺术，首先是对空间的直接把握。我很早就发现阿拉里奥画廊后面有一个门。我想如果我要在这做展览，一定要用这个门，我已经职业化了，去一个空间一般不怎么先看作品，而是先看空间，并且在外面转，看外面以后，再看里面，看里面先看上面。这是一种习惯。

　　记：为什么要养成这样的习惯？是观察空间的可塑性有多强吗？

　　朱：一般来说，当你在空间去展示作品时，最难处理的是空间顶部和空间构成的关系。作为一个装置艺术家，首先要考虑具体问题，从具体出发，一步一步地往前深入。“现场”是欧洲艺术的特点，For Ort（现场）在90年代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前卫的概念。这一时期艺术家一般不会拿集装箱运他的作品放在展览场地，我们当时到波兰、到捷克，到其他国家，都拒绝这种集装箱艺术，而强调首先要去看空间，看完空间以后才会来讨论做什么样的展览。如果在东欧条件比较差的话，我们一定要提前去，看看城市的环境，然后进入到展览空间，之后构思作品的想法。

　　记：根据不同的空间结构构思作品的最后呈现，决定了作品的特定性。或者说到不同的地方、环境也会启发艺术家？

　　朱：我觉得都是从小到大，从大到小。当你看展览空间时，它还是一个物质性的感受。同时还要和这个城市，或者说社会有一个关联。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个展览，我先看这个美术馆，看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在美术馆附近行走。我一般不喜欢坐车，都是一圈一圈转。我不愿意跟别人一块儿走，只是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慢慢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地方人的感觉，城市的感觉。

　　记：这样的话，这种装置艺术更有一种与当下和周边环境的契合。

　　朱：可以这么说，但是它只是当代艺术其中的一个方法，也是我比较喜欢用的语言。所以说装置艺术不是单纯的材料概念，它是把空间、材料、身体、社会构成一种相互关系。当你呈现作品时，也是营造这样的气氛，虽然对一般人来说不会去考虑这些细节。但作为艺术家，需要这样一种预设。

　　记：这就是现场艺术？

　　朱：比如说在阿拉里奥画廊的这个展览，刚才说的门的细节就是我对空间的兴趣。刚开始与尹先生讨论这个展览时，我说我要先安静几个星期去想，想想在今天这个时间周围发生了什么，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亚洲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包括人对这种变化产生的反应，还要具体到日常生活每天接触的事物，要把它都容纳进去，同时过滤掉不必要的细节。

　　记：这次“撞车”的行为装置，现场有自行车，还有奔驰车。首先感觉这两个因素在一起，就形成了对比。尤其是中国人，能唤起他们的一种历史的情感。

　　朱：其实也不完全是，西方对中国60年代、70年代的一种直观印象就是蓝制服和自行车。一个朋友开玩笑，说看到自行车就好像看到70年代的奔驰。我觉得这个说法不算夸张，当时要想买一辆自行车，不是有钱就能买，还需要有票证。

　　记：要通过关系？

　　朱：每个单位要发票，发到手表是手表，发到自行车是自行车。

　　记：那时候很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