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做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我自己其实心里面在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我有一种命运感，是不是我从此就不能再写了，因为很多人当了官都不能写，我虽然其实也不算什么官，但是我有一种命运的暗示一样，挺恐慌的，怕自己写不出来……”

看到王安忆在《谈话录》中如此推心置腹地和她的同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回顾她迄今30余年文学人生的整体景观时，我异常惊喜，我们很多同行对王安忆以往接受采访时的不热情是有同感的——难得她在17万字的文本里如此细致地现身说法，这将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有价值的王安忆研究资料——它强烈的原生态和现场感让我无法不联想起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以及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尧和《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5年前联袂主编的“新人文对话丛书”。

“新人文对话丛书”中我印象较深的有《王蒙郜元宝对话录》和《贾平凹谢友顺对话录》，作为对话者的郜元宝教授和当年开始走红的谢友顺，还有张新颖教授，都是术业有专攻的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因此他们能够站在同一或比较接近的智识水平线上去激发作家们的连珠妙语——我判断真正高水平“对谈”的一个“粗暴”标准是是否有比回答还长还细的提问。我很高兴我的联想是对的，从张新颖那里知道，《谈话录》正是好几年前在林建法的督促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