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

记挂羌民

再度进川

在赴北京的上一周，王明珂再次去了四川，除了那里尚有未竟的研究，他更是记挂还在蒙难的羌族朋友，甚至想给他们送去震前帮他们拍下的婚礼照片。然而大地震之后的四川余震连连，“我在成都托人去买车票，正好又有余震，那位朋友告诉我还是别去了，所以最终没能成行。”

见到记者，他还是不忘提到灾民的生活前景，也有很多个人的好提议。他说，为了抵抗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自1999年当地实行废耕还林，这是比较消极的做法，地震之后，好多山坡都松动了，现在更要有一些积极的作为，可以让这些在山里的羌族做植林护土的工作，又可以解决不愿意迁村的人的生计问题。“这个地方是个分裂带，但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又是一个植物、矿物、生物多元化的地带，在全世界来讲都非常罕见，哈佛大学的植物学家在十九世纪末就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植物多元性，在这里收集了很多植物标本。所以这个地方很适宜变成一个自然生态与人文的保护区。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应该是强制性的。”

对话王明珂——

羌族对中华民族形成

起到了很大作用

广州日报记者：边缘的羌族文化为何让您如此着迷？

王明珂：学术上有时候会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好像一个民族只有一种典范文化。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在一个过程里面，我在羌族文化中看到非常珍贵的历史过程，以及所造成的文化现象，给我们很多启示。譬如说他们的碉楼、村寨的形式，都是过去的累积。好好地去了解这些村寨、碉楼所代表的意义，能够让我们更珍惜现在。那些房子建在险要的山上，紧紧地聚在一起，窗户很小，其实是外面开口小、里面开口大的喇叭状，这是因为他们想得到更多的阳光，又有点恐惧，要保护自己，最终变成这样。碉楼更是防卫的工具。所有这些告诉我们过去他们的村寨生活，资源竞争之下，人群与人群之间的暴力、恐惧。

广州日报记者：您的新作是一部羌族民族志，也讲了许多羌族与汉族、藏族之间互动的故事，您如何看待羌族族群身份的认同？

王明珂：以农耕为主的华夏人称西方牧羊人为“羌”，他们有一个逐渐汉化的过程，又有一个部分藏化的过程。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古老羌族的血液分散到了汉和藏，这对于我们去恢复这段历史，体认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国历史上，羌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一直在牺牲自己，用其血液来壮大别人。在地震之后我再想起费先生这句话，感受更深。

广州日报记者：各民族根深蒂固的认同感，给我们现代人什么启示？

王明珂：对羌族来讲，主观的民族认同是在近代才慢慢形成的。因为之前这些地方资源非常匮乏，造成小山沟彼此封闭，对外面的人非常防范。一个沟有一个沟的各自特点，但汉化和藏化的历程在那里还是有迹可寻，越靠近西方、北方的羌族，越像藏族，越靠近东方、南方的羌族，则越像汉族。汉、藏之间有个模糊的边缘，就是“羌”，羌族对于近代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不要以为一个民族就是一种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它就像一个千变万化的光谱一样。

广州日报记者：您在谈到“羌”的时候，常提到“边缘”这样的字眼，如何去理解？

王明珂：在汉族中，有羌族是炎帝后代的传说。在吐蕃（古藏人）的概念里，羌人住的地方叫“康”，也就是边区的意思。约自十二三世纪开始藏文书中出现所有吐蕃人皆出于“六兄弟”的故事，说是其中两个弟弟被驱逐到与大国（指中原王朝）接壤的地方，成为那儿原始部落人群的祖先。从这两个“历史”，可看出汉、藏都把这儿的人当作本民族的一部分，又视之为本民族的边缘。

广州日报记者：羌族人如何自我描述？

王明珂：羌族没有文字，主要靠口口相传。但我在每一条沟几乎都可以搜集到“兄弟故事”，它们有着类似的故事模式：如果一条沟里有三个寨子，当地人会告诉你，从前有三个兄弟，他们在这里建了三个寨子；如果问他五条沟是怎么来的，他会告诉你从前有五个兄弟……甚至到上世纪80年代，羌族的知识分子在解释阿坝白沟的历史时，也用了九个兄弟的故事。我后来了解到，这是一种古老历史的建构方式，也是一种历史心性。历史起源于“兄弟”，被疑为政治话语的“兄弟民族”其实有着很深沉的含义。

广州日报记者：口传毕竟是脆弱的，您如何看待羌族文化的传承？很多人担心羌族文化的未来，您担忧吗？

王明珂：地震之后，我也会有一些担忧，但只要文化认同仍然存在，很快将会恢复起来。对北川、汶川而言，大禹文化是他们非常自豪的。